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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 沈佺期《杂诗三首》

《诗经·国风·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周历九月，秋意渐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洗净叠好，将思念缝入针脚，才能送给远在塞北戍边的亲人。

乐府旧题《独不见》多表离愁别恨，能将乐府诗作成婉转优美的标准七言律诗——沈佺期可谓唐初第一人，这也就说明了这首诗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名垂千古的原因。

与宋之问并称“沈宋”的沈佺期，虽不如“初唐四杰”一样出名，但对于唐诗发展的贡献，却是不可不提的任务——正是“沈宋”，在诗歌技巧上，为盛唐诗歌的辉煌的开启，做好了必要的铺陈。

卢家少妇未必是莫愁，但在唐初能嫁给范阳卢氏的，必然也非寻常门楣，她看着华丽的府邸，内心深处却不断想念着为国征战的夫君，身在长安，心在辽阳……

隋末唐初的辽阳，却不是唐帝国的领地，而属于另外一个北方民族——高句丽。

很多人都将高句丽就是后来朝鲜半岛的高丽、甚至是朝鲜，这绝对是个误会。高句丽是古代活动在东北亚地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民族，也是以该族为主体的政权国号。

周人曰：“肃慎、燕、毫，吾北土也。”

可见，自周代起，高句丽生存发展的空间都在周的控制范围内，而对于高句丽的起源，学界尚存疑——大多数认为来源于古代东北少数民族秽貊、夫余、高夷；还有的认为是中原民族商人、炎帝部族北上的后裔，莫衷一是。

史籍之外的考古资料也提供了诸多信息，大量的遗迹显现出了文化叠压的现象，最下层的新石器晚期-青铜器文化层，其上叠压着汉代文化遗存，最上层则为高句丽文化遗存。

汉武帝元封三年 (前108年)起，西汉就置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其辖区涵盖现东北和朝鲜半岛以北地区。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高句丽建国，定都于纥升骨。现在在辽宁桓仁县城附近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高句丽早期都城，当属汉朝玄菟郡管辖范围——实际上也与汉政权存在过上表称臣的藩属朝贡关系。

东汉灭亡后，中原失去了对高句丽的控制，其后的百余年里，高句丽本着强则叛乱，弱则臣服的投机心态，反复无常的与占据中原各个鲜卑政权保持若即若离、既战也和的微妙关系，直至四世纪末，高句丽趁中原乱局纷起，开始了持续的对外扩张——终于在五世纪初占据辽东，并定都平壤——此平壤绝非今日大同江畔之平壤，而是鸭绿江中游的平壤城（今集安县）。

给东疆鸭绿江起名字的这帮人，和给西域伊犁河起名字的那帮人，是属于相同语系的近亲，无非是汉人翻译这个词的时候，用了不同的文字，这从侧面证明了高句丽人和其后高丽、朝鲜人的本质区别。

隋朝统一中国，数百年分裂格局不再，隋文帝册封高句丽婴阳王高元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郡公、高丽王。

但开皇十八年，婴阳王高元就“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这个投机举动触怒了隋文帝，立即发兵水陆大军三十万伐高句丽。这次出征最终因为陆军天降大雨，道路泥泞造成的粮食物资供给出现问题，军中瘟疫流散；水军则遭遇飓风，船多沉没；造成水陆两军未战已败。

隋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北巡至突厥大营，居然碰到了前来谒见启民可汗的高句丽使者。炀帝心中不快，在他心中，高句丽本是周时封箕子之地，因命使者转告高句丽王高元速来朝见。

但高元早已惊惧不已，岂敢前来。

于是，大业七年，炀帝御驾亲征，分左、右十二军，共计百万，齐发高句丽。高句丽兵依辽水据守，后退至平壤，以诱敌深入实行伏击，大破隋将宇文述，战争进行了五个月，隋炀帝就下令撤军——隋第二次东征以惨败告终 。

大业九年，隋场帝再次亲征高句丽，正当隋军包围辽东城之际，国内关陇集团策动的杨玄感叛乱爆发——隋炀帝大惊失色，急忙密令撤军；大业十年，隋场帝又一次不遗余力的发动隋第四次高句丽之战，终于打败之，高句丽连年应战，力实不堪，只得遣使请降。隋炀帝则见好就收，挽回三次征战失利之辱后，也选择了和平。

讽刺的是，隋帝四次东征，付出了惨败三次的代价——可四年之后，高句丽还是高句丽，隋却变成了唐。

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权，可以拖死如日中天的大隋？

和突厥的部落集成起来的游牧政权不同，高句丽的经济主体是农耕文明特征——这就保证了政权的经济基础较为牢固，且有较高的组织能力；此外，高句丽还和肃慎（女真）有极大的相似性，具有很大的游猎民族特点，这保障了亦民亦兵、全民皆兵的作战能力，隋末唐初，高句丽已经形成五十万后备军的组织作战能力，初步具备了和中原政权抗衡的能力。

能有隋为鉴，实在是唐的造化。

唐高祖充分汲取了隋的教训，意识到了实力还不足以征服高句丽，不必使其臣服。但他的观点遭到了侍中裴矩等臣子的反对，后者认为，辽东自周朝起就是中原大国属地，汉朝的玄冤郡，是不能不以之为藩属的。

即使如此，武德年间碍于内战不息，突厥未灭，对于高句丽的外交政策一直以抚为主，纵有意征伐，也一直未能提上议事日程。

于是，唐朝册封高句丽荣留王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高句丽则曾派人试一次入贡。但大家都明白，和平只是暂时的，暗地里，唐在加快统一、驱逐突厥、恢复经济；高句丽则沿唐边境修筑了长城，加紧备战。

贞观十七年（643年），朝鲜半岛另一属国新罗遣使入朝，诉百济勾结高句丽占其四十余城事，希望宗主国唐朝做主。太宗立即充当话事人，要求高句丽停战，但高句丽当朝权臣泉盖苏文并不买账，断然拒绝。

宗主国主的面子实在丢尽了，太宗遂决定即刻东征高句丽，但因恐“劳民伤财”而遭到了房玄龄、褚遂良等重臣的反对——但太宗决意已定，无可挽回。

无论隋唐，一定要征讨高句丽的原因，史学界普遍认为有三：一则维护中原政权宗藩体制；二则收付辽东故土；三则遏制其在东北亚的扩张。

其实这三个原因太过复杂，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解除帝国东北方向的武力威胁。

我们反复强调，应当从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看待唐，从更为广阔的地缘政治看待唐，才能探究到诸多问题的答案，高句丽之战也是如此。

向前看三千年，黄帝部落发源于轩辕洞（今大兴安岭），逐渐发展壮大，南下败炎帝、蚩尤，统一黄河流域；向前看四百年，鲜卑人就发源于大鲜卑山，逐渐发展壮大，南下形成多个半开化政权，直到统一北方，入隋入唐，统一中国；

往后看四百年，女真人也发源于黄龙府，南下形成半开化政权金国，与南宋隔江相望；往后看一千年，女真人再度发源于建州，形成半开化政权后金，一鼓作气，建立大清。

中国历史上从东北崛起的游牧、渔猎民族政权南下建政故事不绝史书，如果不对高句丽进行遏制，岂知历史不会改写，又成一个鲜卑、女真之势？

隋唐之主虽不知后世女真，但毕竟自己就是鲜卑之后，华夷之事历历在目——最好安全的策略，就是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在北周时代，高句丽已成为东北大国，形成了与突厥、北周鼎足而立的政治军事格局；而在隋、唐统一战争时期，高句丽并没有甘心保持一个看客心态，反而觊觎中原，随时准备分一杯羹——这也就是为什么隋文帝在突厥军帐内见到高句丽使者后如此愤怒的原因。 

在隋继承北周所统一的北方政权后，开始准备南下伐南陈，后者就积极与高句丽勾连，以期形成南北互保的格局——这种情况在辽宋时期也出现过，北宋一直受到辽国的威胁，但当女真建立的金国崛起之后，宋、金则联手，灭亡了辽政权；南宋更仿效之，和后期崛起的蒙古灭了金国。

这种和南朝的勾连，甚至一直保持到唐高、武时期——徐敬业扬州起兵时，就已经和高句丽有所共谋，否则兵败之后，何以逃往润州后，准备出海逃到高句丽避难。

可见，在对待高句丽问题上，太宗的政治和军事视野已远远超越房、褚二人，他需要在自己精力旺盛，开国良将还在世的时候，一举消灭威胁帝国安全的东北边患。

经过两年的准备，贞观十九年，太宗御驾亲征，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分道进击高句丽。

张亮、李勣初战告捷，破辽东，斩俘两万余人，直逼安市城，再度击败高句丽援军，高句丽举国震恐。但随后的安市城城防战却受到激烈抵抗，围攻两月不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太宗被迫停战班师。

 太宗此次出征虽下辽东十城，获七万余户，斩敌四万余人，但唐军也付出了数千士兵的代价，战马损失十之七八 ，并且未达到预想的战略目标。在总结经验之后，太宗听从朝臣建议，改变战略——打持久战，即以“偏师进袭骚扰，使其国人疲于应付，耽误农时”，数年后不攻自破。

贞观二十一年，诏令牛进达和李勣出征，逼高句丽王遣王子入唐谢罪；二十二年再派名将薛万彻东征，大破高句丽。

在太宗薨逝后，持久战战略，被高宗所继承。

永徽五年（655年），诏令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征高句丽，大胜；显庆三年（658年），遣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出征，于横山大败高句丽；

龙朔元年（661年），唐军先灭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盟国百济后，趁其国孤立，高宗从西域安西都护府调回儒将苏定方为将，出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发起了对高句丽的全面进攻——此役大胜，斩敌三万。

麟德三年（666年），泉盖苏文死于高句丽内乱，世子男生降唐。高宗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进攻高句丽。李勣、薛仁贵连战连胜，合兵一处后直逼平壤城下，围城月余，以高句丽僧信诚为内应，破城而入——高句丽至此平定。 

唐灭高句丽之后，以汉江为界，江南为新罗，江北为唐境，并分为九都督府、下辖四十二州、一百县，并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总统诸府，任命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