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28 日，国务院任免一批国家工作人员。任命王贺胜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常继乐、沈洪兵、孙阳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图片来源：人社部截图

其中，「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这个机构为首次出现，人社部这一任命，也是这一新机构的首届领导班子。

而国家卫健委一直有内设机构——「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现任局长正是此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的副局长常继乐。

图片来源：自己做的

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设综合处、监测评价处、传染病防控处、免疫规划处、艾滋病防控处、结核病防控处、寄生虫病与地方病防控处、慢性病与营养管理处、精神卫生处、环境健康处。

而卫健委的疾病预防控制局与大家熟知的疾控中心，本质上是两个机构。

根据《中央编办关于国家卫生健康委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批复》(中央编办复字〔2018〕90 号)，设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事业单位。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责来看，CDC 主要扮演的是专家型角色，负责提出建议与技术支撑。其主要工作内容也更偏重于方案、指南、规范的制定，与科学技术的研究与教育培训等学术方向。

图片来源：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官网

而卫健委疾控局则更像是一个政策的执行者。据卫健委官方网站介绍，其主要职责为拟订重大疾病防治规划、国家免疫规划、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并组织实施，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承担传染病疫情信息发布工作。

换句话说，卫健委内设的疾控局是行政部门，拥有行政权力，而疾控中心是事业单位，负责向卫健委提供建议，并不拥有行政权力。

2020 年 2 月 27 日，钟南山就曾在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表示：「这次暴露的短板，我们 CDC（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只是个技术部门，CDC 的特殊地位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公卫体系或迎重大变革

在现有的公卫体系中，另设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或许预示着公卫体系将迎来一场重大变革。

这一场变革从历史上来看，其实早有预兆。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领域一片荒芜，婴幼儿死亡率高达 200 ‰，人口死亡率约 20 ‰ , 平均预期寿命仅 35 岁。

1953 年，我国参照苏联防疫经验，设立贯通省、市、县各级的卫生防疫站，预防接种逐渐走上正轨。此后，寄生虫病、地方病等专病防治院也相继成立。

到 1965 年底，全国卫生防疫站共 2499 个，是 1952 年的 16 倍，公共卫生医师(技师) 6428 人，较 1952 年增加 11 倍，覆盖全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雏形建成。为了解决卫生事业人力不足的问题，大量卫生防疫人员下放基层，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登上历史舞台。

在这一时期，农村医疗基本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卫生底子薄弱的中国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也开始逐渐成型。

中国领先全世界 16 年将流行 3000 余年的天花消灭，鼠疫、霍乱绝迹，性传播疾病踪影罕见。1977 年，我国人口死亡率下降至 6.87‰，世界卫生组织称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板」。

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我国的经济水平发展，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开始向更高水平发展，这个曾经运转良好体系开始失灵。

为了构建能够与之相符的医疗体系，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1985 年，医改元年。卫生防疫、卫生监督监测、卫生检验、体检、药品审批和药品检验等服务收费放开。

1989 年，卫生防疫站走上创收道路，向社会有偿提供卫生防疫技术服务，然而，尽管财政收入逐年增长，但政府对卫生防疫的拨款却并未随之增加，部分地方政府甚至「薅起卫生防疫站的羊毛」，将有偿服务收费列入「一般行政性收入」。

受到费用不足的掣肘，许多预防工作无法顺利开展，全国的卫生防疫网络日渐脆弱。2002 年，随着经济与国际接轨，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也逐步由「防疫」转向「慢性非传染病防治」，与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工作重点一致。

2003 年非典时期的上海南京路（图虫创意）

当时，全国卫生防疫站开始改组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职能被慢慢剥离，预防保健工作渐渐走上正轨。遗憾的是，转型尚未完成，此前防疫网络遗留下的脆弱漏洞便被突如其来的 SARS 疫情趁虚而入，将整个公共卫生体系打得措手不及。 

SARS 的惨痛教训，让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卫生事业重回视野。

2003 年 7 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提出，争取用 3 年左右时间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

箭在弦上

公共卫生领域有一句话：「在预防上每投入 1 元钱，就能够节省 8 元的治疗费用和 100 元的抢救费用。」

2020 年 5 月 22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坚持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

在疫情发生之初，美国佐治亚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副教授陈茁曾告诉丁香园：「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否要让疾控系统来承担，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可能会成为疾控系统发展的转机，使疾控组织完全转型成为一个国家执行的机构，整个系统焕然一新。并且，疾控系统在流行病的调查方面也有优势。但是，疾控系统怎么去承担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有相当高的要求，对疾控来说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回到钟南山院士在 2020 年 2 月 27 日抛出的问题。在经历了 2020 年的新冠疫情冲击后，国内对公共卫生体系改革讨论的声量逐步增大——尤其是对大公卫体系与疾控中心职能的讨论，赋予疾控行政权力的呼声不绝于耳。

那么，新的国家疾控局成立，是否意味着大公卫体系又向前迈进一步？疾控的地位是否会得到提升？现有的体系是否进行重新整合？职能又会如何划分？

无论如何，公卫体系的改革已经箭在弦上。（策划：L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