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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女车主上海车展维权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冷静下来后不少人质疑：为何不选择走法律途径来解决？

“在我看来，河南安阳特斯拉女车主维权的方式确实欠妥。我们不提倡过激维权，任何时候消费者维权都应该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进行。”谈及2021上海国际车展上的维权事件时，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郭庆律师直言，“不过按照常理，如果特斯拉能够给它的客户留下一个正当维权的通道，谁也不愿意轻易走上过激维权的道路。”

她分析说，在这件事情中，女车主很难通过诉讼或者其他法律渠道完成自己的维权，“因为此前她手里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持诉讼”。

5年前案件为何至今悬而未决

如果不是“上海车展维权案件”将公众的眼球吸引到特斯拉上，可能人们已经很难想起发生在中国的全球首例“特斯拉自动驾驶”车祸致死案。

作为这起案件的原告方代理人，郭庆对于当年的案件细节至今仍印象深刻。

2016年1月，23岁的高雅宁驾驶父亲的特斯拉Model S，在京港澳高速邯郸段行驶时，与前方的道路清扫车发生追尾事故身亡。

经交警认定，事故中，驾驶特斯拉的司机高雅宁负主要责任。其父亲高巨斌认为，特斯拉夸大宣传的自动驾驶功能才是车祸的元凶，并将特斯拉告上了法庭。

从事发到现在五年了，这起全球首例特斯拉自动驾驶致死案目前进展如何？当事人和律师在这五年间都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维权故事？法院指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为何主动提出让特斯拉工程人员参与事故鉴定？在其当事人完成初步举证后，案件为何停滞不前？

特斯拉拒绝提供车辆后台数据 消费者初步举证就用了2年

郭庆介绍说，最初的高巨斌只想知道这起车祸发生时的真正原因，因为事发当天的天气、路况良好，事故现场没有任何的刹车痕迹，而他的儿子曾在汽车连当兵，拥有上万公里的安全行驶记录，由此他联想起当初购买这辆车时，特斯拉重点宣传了它的自动驾驶功能，他的儿子也经常跟他谈论自动驾驶功能，并给他演示过，这让他猜想到事故发生时，是否采用了自动驾驶模式，并出现刹车问题。

然而，在他跟特斯拉沟通讨要自己车辆行车数据的半年多时间里，对方始终没有给到任何确切的答复。

在庭审中，特斯拉方面从来没有说不提供数据，也没有说能提供数据，而是强调不是每一个数据，尤其事故车的每一个数据特斯拉都能收到。

“面对我们和家属的质问，特斯拉方面每次都表示‘要去和美国总部核实’，但每次核实的结果都是‘这个事情我们还是不清楚’。总而言之，特斯拉方面在‘能否提供事故车数据’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明确答复。”郭庆对记者说。

在跟特斯拉沟通半年无果的情况下，2016年7月，高巨斌正式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向特斯拉索赔一万元。他表示，导致儿子遭遇这场车祸的元凶，就是特斯拉夸大宣传的自动驾驶功能，自己起诉的目的不在于索赔多少，而是要对社会起到一定提醒作用。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产品责任纠纷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车主起诉特斯拉的车有质量问题，不就应该由厂家来证明车辆没有问题吗？对此，郭庆表示，这个诉求是有前提的。

“即使是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是分配给厂家的，但是消费者想提起诉讼，至少要承担一个最基本的举证责任。通俗点说，我买了这辆车，在自动驾驶功能下出了车祸，那如果我不能证明自己是在自动驾驶的状态下出的车祸，怎么能让对方去证明他的自动驾驶没问题？”

而单是证明驾驶人是否使用自动驾驶模式这一点，郭庆和高巨斌就用了两年的时间。

“我的当事人手里除了一辆撞的支离破碎的车，还有从车里取出来的行车记录仪录像，再无其他。当时我们请了专家对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数据进行分析，其实是能够看出这个车是精准的保持在车道中间，并且匀速行驶的，但特斯拉却说一个训练有素的驾驶员也可以做到这样。”

车辆后台数据加密处理 只有特斯拉自己能解码

无奈之下，郭庆和高巨斌向法院提出对车辆进行鉴定，2017年4月，法院最终采纳并授予第三方鉴定机构——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中机中心”）对涉案的特斯拉车辆进行检测。

由于此前国内从来没有专业的机构对特斯拉进行拆解，连鉴定机构自己也不知道，在拆解过程中，如果有什么误操作，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因此，在检测过程中，为了安全起见，郭庆和高巨斌不得不同意让特斯拉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现场参与所有工作。

“当时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特斯拉工程师的所有操作，因为我的当事人认为特斯拉完全可以提供给他相关的数据却拒绝给到，而且一直避免跟他非常坦诚的沟通，他对特斯拉已经失去信任。整个拆解过程持续了近10个小时，最终取出了一个车辆行车数据记录和存储的零部件以及一个记忆棒存储卡。”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存储卡里的数据并非特斯拉公布的维权女车主的那种Excel表格形式，而是全代码，想要解码这些内容，就必须上传到特斯拉美国总部来进行解码。这也意味着特斯拉是唯一一个有权来解码的人。

在等待了近2个月时间后，法院收到了来自特斯拉美国总部的英文版解码数据，经过第三方鉴定机构分析，数据可以非常清晰的显示出驾驶员是在几点几分开启的自动驾驶模式，并在开启之后几分钟发生了车祸，该数据还显示，事发时，高雅宁的脚在刹车上踏着。

至此（2018年9月），郭庆和高巨斌终于走完了法律维权的第一步——初步举证，证明了车祸发生时，车辆正处于“自动驾驶”状态，该案件也由此被认定为全球首例特斯拉自动驾驶致驾驶人死亡案件。

然而，还没等郭庆和高巨斌松口气， 2018年11月，法庭组织原被告双方对鉴定报告进行质证谈话，特斯拉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鉴定结果至今仍是未知……

“这五年，我跟着我的当事人走过了一段很漫长、很艰难的依法维权路，实际上他当初就是想知道儿子是怎么死的，却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答复，最后他选择起诉。对于他来说，不管要用上多少年，这件事不走到最后，不会自己结束。”

这是一条没人趟过的路 特斯拉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对于这个案子来讲，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在此之前这条路没有人趟过。那时候（2016年）没有几个人知道自动驾驶是怎么回事，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法律上，你发现这样的一个汽车产品，已经与你此前所使用过的所有的汽车产品都不一样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唯一可以给出专业答复的特斯拉，并没有主动向车主提供过任何数据。而是凭借着一条免责声明“目前可用的（Autopilot）功能需要驾驶员主动进行监控，车辆尚未实现完全自动驾驶”，把所有风险转嫁给了用户。

“在我们的鉴定开始前，按特斯拉的说法就是不用看，就是驾驶人的责任。即使调出来是在自动驾驶状态，但车主手册里写的很清楚，驾驶人要随时接管车辆，所以他们认为对这个车进行拆解是没有必要的。”

尽管特斯拉如此回应，但它之后的动作却引起了很多车主的质疑。

2016年10月28日,特斯拉中国车主收到了升级提醒的信息,其中,新的车载系统将“Autopilot”的中文翻译从“自动驾驶”改为“自动辅助驾驶”。这与2015年特斯拉升级7.0系统、推出Autopilot功能时宣称的“史上最大规模自动驾驶”的态度截然不同。

智能汽车时代 急需完善第三方车辆数据监管和相应法规

在上海车展特斯拉女车主车顶维权事件发生后，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新闻周刊》中评论称，女车主踩的不只是特斯拉，更踩到了智能汽车发展的痛点。

在采访中，郭庆还提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把事故车辆的代码上传特斯拉美国总部前，郭庆及高巨斌曾向法院提出对该数据做一个完整的镜像备份。

“当时我们就想，也许此刻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说特斯拉解读的对不对，因为他是唯一能解读的人，但是也许有一天，当智能汽车技术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把这个数据解读出来，至少还有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当时尽了所有全力去保留第一手的完整数据。”

一句“也许有一天”，说出了很多车主的无奈。

全球首例特斯拉自动驾驶致死案维权时间线：

2014年11月，特斯拉向车主交付车辆；

2015年10月，特斯拉推出自动驾驶软件，车主开始下载使用；

2016年1月，碰撞事故发生，驾驶人死亡；

2016年7月，车主（驾驶人父亲）起诉特斯拉；

2017年4月，法庭采纳原告意见，决定对车辆进行司法鉴定；

2017年10月，鉴定机构在法庭主持下对车辆进行拆解，提取行车数据存储卡；

2017年12月，法庭同意原告申请，委托专业机构对存储卡进行镜像备份；

2018年2月，特斯拉承认事故发生时车辆处于“自动驾驶”状态；2018年9月，法庭向原告送达鉴定报告；

2018年11月，法庭组织原被告双方对鉴定报告进行质证谈话，特斯拉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

未完待续……

拉锯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