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好多事呀，好就好在这个恰好还在。

作者：牛皮明明

来源：牛皮明明（ID：niupimingming），本文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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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前，也就是2000年，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上映。

在第7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卧虎藏龙》获得包括最佳外语片、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配乐四大奖项，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获奥斯卡奖的华语电影。

这部电影古韵悠长，让全球看到了过去中国人的样子。在李安构思下，我们再次看到了昔日中国人身上那种飘逸，精致，侠气和内心原则。

李安曾说：

我一辈子都是外人，在台湾是外省人，到美国是外国人，回大陆做台胞，反而在电影的想象世界里，觅得安身之地。

后来的十年里，大陆这边，张艺谋拍了《英雄》、《十面埋伏》，冯小刚拍了《夜宴》，陈凯歌拍了《无极》，姜文拍了《让子弹飞》。他们拍的都是过去的中国人，都拍走样了。 

电影里的人尽管穿着古装、长衫，用过去的长剑、酒杯，男人骑着骏马、女人涂胭脂，但他们的脸上，眼神里，完全看不到过去中国人的精气神。

大陆的导演拍不出中国人的样子，反倒是李安这样常年寄居在海外的华人，拍出了那个由竹林，湖水，内心节制构成的中国。

过去的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文化断层，八十年代全民知识重构，过去中国人的样子分崩离析。而那些漂泊海外的华人，阴差阳错地躲过了文化断层的冲击，意外续上中国人的文脉。

十几年前，中国开始探讨，究竟什么是中国人的样子？

最后人们发现，过去中国人的样子，就像《卧虎藏龙》里的李慕白、俞秀莲：

温良恭俭，重道义，知廉耻，既有野蛮生长的活力，又有学养护身的雅致。

《卧虎藏龙》俞秀莲、李慕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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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古有武侠情怀，迷的不是里头的打打杀杀，而是中国人有分寸，有神采，有气象的样子。但从六十年代开始，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过去中国人样子的向往，只能去海外华人身上找。

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文人无比迷恋西来的文化，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拉美的马尔克斯，德国的尼采，奥地利的弗洛伊德，美国的福克纳、海明威，法国的加缪、卢梭。而自汉唐至明清，自司马迁到张岱、蒲松龄、曹雪芹他们骨子所流淌的传统，被忽略和遗忘。

在当代的文人里，典型代表的70后许知远。他毕业于北大，二十郎当岁就出了第一本书，成为作家。接下来他又开书店，做记者，给中国最有名的报纸当主笔，到四十多岁又因做节目红遍全国。

许知远

同代的读书人里，他算是最体面，最有文化修养的。无论是国内外文学经典，还是经济、政治、历史等综合领域，都能侃侃而谈。

这些年，他写了一系列知识分子的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时代的稻草人》《中国纪事》《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等，永远以精英的视角，对这个社会保持批评和质疑。

像许知远这样，可以出书，可以做生意，可以获得赞美，获得社会地位的，在当代文人里已经算是“成功”。但在06年，他到香港见到蔡澜，第一印象：

跟蔡先生比，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野蛮人。

两人相见的那天，七十多岁的蔡澜，穿着一袭料子很好看的黑衣，拄着一支精美的拐杖，银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见到许知远，微笑、寒暄、握手，处处都有着过去中国人的待人接物，有分寸感，有克制的热情。和蔡澜接触后，许知远感慨道：

我们对过去人身上那种，典雅的东西，有分寸的东西，都已经被破坏的一干二净。

蔡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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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澜祖籍潮汕，家学有古典国学底子。少年出国留学，后定居香港，躲过了大陆文化的剧烈迭代，所以骨子里还带着传统中国人的精气神。

在他的身上，依稀能看到自明清散人李渔、袁枚、沈复一脉下来的一代老中国人贵气温婉，有骨气的样子。

这样的例子，远不止蔡澜，名单还可列很长。比如台湾的文人柏杨、张大春、白先勇，以及导演杨德昌、侯孝贤。

杨德昌祖籍广东梅县，1岁时就迁居台湾，70年代赴美留学，回台湾后把身家性命都搭到了电影里。他一辈子不知道如何说软话、说假话，哪怕是对朋友也如此。 

他有两块黑板，一块挂在房间，用来梳理电影结构。一块挂在心里，给身边人的行为举止打分：长脸的事加一分，丢脸的事扣一分。谁的分扣完了，就和谁绝交，绝不啰嗦。 

侯孝贤也是梅县人，毕业后当计算机推销员，最后师从台湾导演李行搞电影，也是著名的刚烈脾气，眼里揉不进沙子。

一次他拍完戏，深夜坐出租车回家。结果在车上和跟他年纪相仿的司机聊起政治，两个人话不投机激烈争辩，最后居然把车停在路边厮打起来。然后，俩人整了整衣服上车，继续往前开。

九十年代的台湾，构成一种奇特的性格，精英意识、怀旧，特别严肃、认真、纯粹。我们现在的电影，大家都崇拜美国的好莱坞商业片、欧洲的文艺片，但是在九十年代，世界最重要的两个电影潮流，却是伊朗和台湾电影。

台湾电影之所以在九十年代能出一系列的好作品，就因为那个时代有像杨德昌、侯孝贤这样的导演，身上有那么一股子骨气。他们不想被人看不起，不去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脚踏实地，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做事情，始终都是一个样子。

现在，这样老一代中国人的骨气，隔几代就荡然无存了。

放眼望去，今天所有的文娱圈子，都从复杂变得简单，简单到只剩下名和利。整个社会也充满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老师失去骨气，学生学会见风使舵，从商业领袖到各式文人，从政府官员到贩夫走卒，人们盲目追着欲望，而社会傲慢情绪无处不在。

侯孝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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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普遍喜欢港台文化，说到底，因为里头有过去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在港片《无间道》里，有台词说：站住别动，我是差人！

“差人”这个词属于古语，在港片里，香港的警察介绍自己，还会说“我是当差的”，这都是清朝的语言习惯。在管制文书里，语言如文言凝练，用语里不见“的”，以示庄重。律文中有时尚可见到“尔等居民”的用语，充满古意。

香港的饭馆茶楼，大红大绿，大金大银，语声喧哗，就像唐诗里世俗的热闹，铺张而有元气。陈丹青有次到香港茶楼喝茶，进门走来一位男士，前台问：您几位？

那男士伸出三根手指，道：仅三位而已。

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香港还保留着过去中国人的风俗。连喝茶的百姓，日常口语还保留了过去的样子。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流行文化一直保留中国的古意。过去的中文偏紧致、清朗，所以港台用中文写的词中，很少有“的”字。“的”来“的”去，就失了中文的语体韵味。

在香港，凡有人处，皆能唱“黄歌”，黄歌指黄霑写的歌。黄霑出生广东顺德，小时候养番狗、住洋楼，后随父避难香港，大学期间师从国学大师饶宗颐。

黄霑写歌词，灵感是来自古书《乐志》和唐诗宋词，他写的歌词《男儿当自强》《沧海一声笑》《上海滩》里，连一个“的”都找不到，字字都是过去中文的节制之美。

同时代的港台音乐，哪怕是甜美的邓丽君，唱的词也是“今宵别离后，何日君再来”。哪怕是知性的梅艳芳，唱的词也是“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哪怕是朴实的李宗盛，唱的词也是“莫笑我是多情种，莫以成败论英雄”。

这些歌词，无不有着中国过去的古意之美，也有传统文人对汉字的羞耻感，择境炼字，用错一个字一个词，都会感觉很丢脸。

黄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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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台文人的身上，常常还能看到过去中国人待人接物，身上那种对他人的敏感，对他们的考虑，对他人的照顾和周全。

六十年代，金庸自办《明报》，连载《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等，大获成功。火到什么程度？小说紧要关头，国外报馆为抢先刊登，直接用地下电台拍电报传内容。

金庸出身浙江名门，祖上是进士、翰林，家学渊博，所以哪怕经商，骨子里流淌的也是过去的文人气。

他这么一个报业大佬，绝不当面训人，言谈点到为止，绝不赘述。甚至一直以纸条治报，凡事都写纸条给下属。有一次，一个员工在报纸上用了“若果”二字。第二天，收到金庸传来的纸条：本报不要用“若果”，这是广东方言，不是正统的普通中文。

寥寥二十几字，就事论事，言简意赅，点到为止。

台湾的林清玄，在全职写作前，曾在报社当记者。那时他追热点，写一个小偷的事件。文章末尾，他感慨道：像心思如此细密，手法如此灵巧的小偷，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成就的吧！

写完也没多想，直到很多年以后，林清玄去一家羊肉馆吃饭，老板拿出一张20年前的旧报纸，指着林清玄的文章说：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那个小偷，是你的这段话引导我走上正路。

这些，都是过去中国人的样子。商人有商人的风度，文人有文人的悲悯心，就连小偷也有小偷的羞耻感。士农工商，贩夫走卒，三教九流，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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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中国人，喜欢称自己是“江湖儿女”。只因这四个字里，有过去中国人有情有义的样子。

最像江湖儿女的人，是港台的老文人、导演。他们的名字，今天听起来甚至有些陌生，但有情有义的样子，却令人无比熟悉。

六十年代，张彻是香港最有名望的导演。他出生杭州，其父是浙系军阀，曾在国民政府从政，与蒋经国交好。六七年，执导《独臂刀》，为邵氏创下票房破百万纪录，由此，人送外号“张百万”。他年轻时风光无限，但在晚年却落得凄凉收场，人气不再，写了一百多部剧本，也无人问津。

2002年，张彻因病去世，他一生没有子女，葬礼由众弟子帮忙操办。其中一个弟子叫姜大卫，70年代的著名影星，长得玉树临风，带着师兄弟们向张彻的遗像叩首。

在葬礼的筹备采访里，姜大卫还不忘给张彻拉投资人，抱着那摞剧本，见人就说：有意投拍者，请联系。

另一位和张彻齐名的导演胡金铨，是老北平人，家族属汉八旗的蓝旗，是翰林。他七一年执导电影《侠女》，在第28届戛纳电影节获最高综合技术奖，把整个华语电影拉高一个档次。但到了90年代，他的作品不再符合市场，票房惨淡，无人买账。

当时他的同行吴宇森，已经拍出《英雄本色》，叫好叫座。吴宇森为人仗义，看到胡金铨筹拍新片预算不够，立马解囊相助。但就在新片开拍前夕，胡金铨突然病逝。他君子一生，死前无存款，连自己生前期望下葬的墓地，也没着落。

吴宇森得知，就捐出一部分自己的墓地，为胡金铨办了体面的丧事。要知道，香港的墓地寸土寸金，能为别人捐自己的墓地，哪怕是亲兄弟都未必肯。如此待人，全靠有情有义。

吴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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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六十年代的文人，古龙写畅销武侠，最为名利双收。古龙是混黑社会出身，后来靠着写武侠小说，过上了上流生活，宝马香车、美女如云，掀开加长林肯后盖，码着满满的XO。

然而在当时，还有300多个没成名的穷文人，还在靠着写武侠小说，赚一点稿费艰难为生。

古龙大火后，很多开始冒古龙的名，卖盗版书来卖钱。有一天，好友林清玄拿着一本盗版书，来找古龙说：我知道这个冒你名的同行是谁，我们去举报他！ 

古龙就说了句：这人我早就知道是谁，而且我也知道他全靠着这个养家糊口，我们举报他，他一家人就得挨饿，不要这么干。

古龙有朋友叫于东楼，专门给人当枪手糊口，几乎帮所有名家代过笔。后来于东楼写了一部《枪手·手枪》，古龙为了让他多赚点稿费，就主动说：你就署我的名吧，能多卖点。

今天的人，是把利益看得比情义重。而过去的人，是把情义看得比利益重。

六十年的香港，最红的女星是林黛。她出身名门，父亲是李宗仁秘书长程思远。连张大千都曾被她美貌打动，专门画一幅“林黛小姐造像”送上。邵逸夫为请林黛到拍电影，开出竞争对手两倍的片酬。61年，林黛以一部《千娇百媚》，歌舞双绝，令全港为之疯狂。

林黛

让人惋惜的是，1964年7月，年仅30岁的林黛，因变故吃药自杀，香消玉殒。她下葬的那天，全香港的人去送，造成万人空巷，交通瘫痪了5小时，警局出动了400多名警察维持秩序。

2003年的4月，张国荣去世，他的葬礼上，徐克、张学友、梁家辉、林夕前去扶灵，上百位大牌明星前来送行，香港市民送出纸鹤多达195万多只，在非典泛滥的情况下，仍有四万名香港群众参加葬礼。

明星和香港民众，都有中国人的样子，相互掏心掏肺地敬重，既有了情，也有了义。义薄了云天，云天也因情义而感动。

林黛去世送葬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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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国学大师辜鸿铭一言以蔽之，他曾形容中国人：温和平静，稳重节制，从容练达。

三个成语说尽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样子，温和来自儒家教养，平静来自道家修为，稳重用于入世，节制多为体面的羞耻感，从容是逍遥于江湖的自由人，练达则是懂了人情世故。

辜鸿铭

但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样子似乎却慢慢消失了，“假装情义”、“揣度他人”、“戾气满满”、“好利急功”，“无利不往来”、“傲慢无节制”几乎变成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社会低落情绪。

有时，难免觉得失望，失望后，便会在纸堆和画作中寻找。这几乎是近几代文人、导演、艺术家精神的重塑之路和必经之路。

李安找到了飘逸竹林，山河湖泊。在电影中找到了那个由竹林，湖水，内心节制构成的中国。

我也试图在《二十四史》里去找中国人的样子，试图在诸子文章里找中国人的样子，在《清明上河图》里找中国人的样子。后来发现，我试图找到的中国样子，都因过于遥远，而具象模糊。

我的手指根本无法触摸到遥远的中国人。

而在港台文人、导演那里，不经意间，一个动作，一个转身，一次抬头低头，依然会感受到很中国的存在，依旧可以从那里捕捉到传统中国人的蛛丝马迹，走路、行事、闲谈，这些瞬间都很具象而细微。情义之间，也是真真切切，切切真真。

大陆，文化轮番更迭，社会多变动，价值观也多重塑，回头又会发现，我们丢得太多，也丢得过于彻底。所谓“中国人的样子”，也就这样在时代变革之中，作为代价牺牲掉了。

反倒是港台那些老派文人身上，一生多半四处飘零，却意外地留住了过去中国人的精气神，也留住了道德感和羞耻感。

他们身上，你还会捕捉到飘逸，精致，侠气、情义这些东西，都恰好还在，连内心的节制也是恰好还在。

人间好多事呀，好就好在这个恰好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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