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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城市中途放弃，有的城市将工作重点转向末端分类，对源头分类不抱希望，个别领导存在“后端能处理，还要前端垃圾分类干吗”等惰政心理

◆ 三大因素消解垃圾分类成效：

• 一是未调动起公众分类投放的积极性

• 二是运输环节存在混装混运问题，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未落实到位

• 三是地方领导重视程度不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关桂峰 杜康 周颖 李平

　　今年7月份以来，“垃圾分类”成为全国性的“热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上海、北京、广州、杭州等地调研发现，当前我国垃圾分类正加快推开，公众知晓度不断提升，“刚性约束+正向激励”，垃圾分类推进效果初步显现。

　　调研中，相关专家表示，确保垃圾分类不走过场，最重要的是调动全民参与的积极性，还要补上后端分类处置设施以及分类收运的短板，推动公众垃圾分类习惯养成。

多地加快推动垃圾分类

　　加快推进垃圾分类，一场绿色生活方式的变革正在多地加快展开。据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统计，7月末，上海湿垃圾日均清运量比上月增加了15%，比去年底增加了82%，可回收物增加了10%，干垃圾则下降了11.7%。

　　在北京，党政机关、社会单位率先强制垃圾分类，30%的街道乡镇建立了100个示范片区，今年示范片区覆盖率要达到60%；在浙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建制村达到1.79万余个；今年7月，广州要求用2个月时间，全市600个样板小区必须统一配置分类收集容器，同时在明年底前实现中心城区楼道全部撤桶。

　　在前端分类投放设施方面，上海推进投放容器、标识和短途驳运机具规范化。在末端处置方面，今年在建和计划开工建设湿垃圾资源利用设施8个、干垃圾焚烧炉项目8个。

　　同时，垃圾分类地方性立法加快步伐。北京正加快推动垃圾分类修法；广州市2018年出台《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并正在制定餐厨垃圾就近就地自行处置试行办法、生活垃圾分类奖励实施办法；浙江金华制定了全国首个关于农村生活垃圾的地方性法规。

　　记者调查发现，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仍有诸多细节待完善。定时定点投放以及湿垃圾需“除袋”等引起部分市民质疑；楼层撤桶后，独居老人扔垃圾不方便怎么办？

　　此外，投放点的选择难。由于邻避效应，小区居民都不愿意垃圾投放点在自己家附近。以上海市圣都汇小区为例，原计划建设5个投放点，最后只建成了2个。部分居民给居委会写联名信要求取消投放点，理由是如果桶满了不及时换桶，或者有人在投放时间外乱扔会影响环境。

　　公共场合的垃圾分类更难。记者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西湖景区等人流量大的地区发现，很少有人分门别类投放垃圾，特别是饮料瓶和污染的纸张、吃剩的食物等，都混在一起扔了。

三大因素消解分类效果

　　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8个城市就被列为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是19年过去，为何分类效果不好？记者调研发现，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未调动起公众分类投放的积极性。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枫桦豪景小区的居民王女士说，北京奥运会前有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分类，不少人都学会了，但时间一长，基本都没有坚持下去。

　　年上海选择100个试点小区，三个月后很多小区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50%。一年后再去调查，参与率降到20%甚至更低。”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局长邓建平说，如何形成长效机制，是需要反思的问题。

　　采访中，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陈晓运等认为，调动公众主动分类的意愿是垃圾分类的关键。公众了解分类后的垃圾最终去了哪、如何再利用，将起到哪些生态环境效应，才会感觉到主动分类是有意义的。

　　二是运输环节存在混装混运问题，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未落实到位。

　　“运输垃圾的车早上4点就把垃圾运走了，不透明的运输或处理方式，也会降低公民的垃圾分类责任感。”杭州市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清洁直运二分公司工作人员方城淇说。

　　混收混运也存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难题。广州市海珠区城管局机械化作业中心副主任陈学说，由于前端不分类，专门的餐厨垃圾收运车跑一趟“吃不饱”，从实用角度看，最后只能收集餐饮店、机关单位、分类较好的小区这些集中的点。广州市海珠区城管局机械化作业中心副主任陈学说，过去主要在菜市场、示范小区等才专门安排餐厨收运车专收专运。

　　三是地方领导重视程度不高。

　　很多城市中途放弃，有的城市将工作重点转向末端分类，对源头分类不抱希望，个别领导存在“后端能处理，还要前端垃圾分类干吗”等惰政心理。

解决混装混运“痛点”

　　“一碗粥怎么处理？”

　　“水要沥干，剩下的倒入厨余垃圾。如果一股脑地都倒入垃圾桶，运输途中会散发难闻的味道，而且带水的厨余垃圾给后端处理增加了难度。”

　　7月底的一个周末，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针对部分群众对混装混运的质疑，垃圾分类的志愿者——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教师庄强向现场的人们解释道：后端处理能力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行动，垃圾分类就是走过场。

　　业内人士认为，垃圾分类重在建立全民参与的共治机制。邓建平说，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监督。例如定期组织居民了解垃圾去向，畅通社会监督渠道，为市民提供“垃圾去哪儿了”微信平台等举报渠道；陈晓运建议充分发挥信息化、产业化、社区化力量，把垃圾相关底数摸清楚，以市场化运作、智能化管理提高分类水平。

　　同时，垃圾分类需要细致的前期准备。上海市虹叶居委会党总支书记王静华说，垃圾分类推广前，“居委会陆续为居民送上‘三件套’入户包——一本垃圾分类指导手册、一个冰箱贴和一只挂壁式垃圾袋支架。冰箱贴上印着自编的分类口诀和分类搜索二维码，垃圾袋支架是专门定制的，可在橱柜门上夹个塑料袋，湿垃圾就能很方便地‘撸’进袋子里。”

　　“居民最痛恨的就是垃圾混装混运。我们要逮住一个处罚一个，屡教不改的逐出市场。”北京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说，让规模化、专业化的队伍来运输垃圾，运输车辆要亮出身份，实现对垃圾运输车辆的精准管理。

　　据了解，北京正探索正向激励办法，例如环保积分、现金返还，将厨余垃圾做成肥料等鼓励公众分类投放，逐步提高知晓率、参与率、精投率。为了进一步监督每户垃圾分类，北京市建国门街道的部分小区推进了“户分桶”，桶上写着每家的房号以及“厨余垃圾”，工作人员定时收集厨余垃圾，并给每户积分。

　　此外，日常监督管理要严，建立垃圾分类多环节之间的互相监督机制。“市民投放垃圾，由物业监督指导；垃圾运输车如果发现小区垃圾分类没做好，可以督促物业分类；物业可以监督运输车是否‘混装混运’；中转站以及末端处置公司点也可以监督运输公司，五个环节相互监督。”邓建平说。LW

刊于《瞭望》2019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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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喻千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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