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灵乌赋》

文 \ 安立志

（范仲淹）

胡适先生有一句名言，也是一篇名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实，这句话另有版权。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始终不认为自由文化为美国所专美。他写道，“有人问我，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在中国有没有相似的话，我说，我记得是有的，但一时记不清楚是谁说的了。”他后来在《困学纪闻》中查到了，“范文正（范仲淹）《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适先生特别说明，这句话涉及两篇《灵乌赋》，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文正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相（吕夷简），坐贬饶州（今江西上饶）。梅圣俞（梅尧臣）时官旁郡，作《灵乌赋》以寄，公以作赋报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梅赋以乌鸦为喻劝范仲淹毋为直言以取祸；范赋则借乌鸦之言以言志。

（梅尧臣）

此时的范仲淹是降职下派的部委官员，梅尧臣则是邻县的基层干部。梅尧臣赠赋范公是出于劝谕还是出于批评，论议有差。的确，后来的梅尧臣确曾以《灵乌后赋》（这是第三篇《灵乌赋》）对范仲淹恶语相向。但在此时，他在范公面前，无论年龄与职务，都属“小字辈”，或者可称忘年交。这个曾写过“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陶者》）的地方官，以我猜度，他的《灵乌赋》并无恶意。

梅尧臣的《灵乌赋》，从总体讲，是圆熟的、世故的、消极的，目的不外乎劝谕范仲淹随行就市、同流合污。不过，他在文中讲的道理却发人深思。灵乌（乌鸦）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如同当今总是满腹忧患的知识分子，社会危机客观存在，并非知识分子言论文章所致,此即“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别人都在装聋作哑或歌舞升平，你这乌鸦根本不谙“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的畸形现实。“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你为何不效仿凤凰，“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以致“乌鵶鵶兮,招唾骂於邑闾。”并因此对范仲淹提出忠告，“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啄兮尔自遂。”从此管住你的舌头、闭上你的乌鸦嘴，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

范仲淹曾有一首《答梅圣俞灵乌赋》：“危言迁谪向江湖，放意云山道岂孤。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恤赋灵乌。”诗意简赅,而纵观范赋，可谓胸无纤尘，光明磊落，如严霜松干，如浊流砥柱。他基于“长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树”的报恩或爱国情怀，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决不患得患失，虽知“思报之意，厥声或异”，朝廷并不乐闻，但出于“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的忧患意识，根本不计较“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的误解或诽诋，他权衡过“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者则稔祸于人”的利弊，仍然作出了损己利人的选择。

他认为，表达意见，警醒当局，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凤凰、麒麟尚且如此，怎么能像“太仓之鼠”，只为“丰食而肥”，“仓苟竭兮，吾将安归”？怎么能像“荒城之狐”，只顾“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将畴依”？正是这样一些寄生官府，贪求蝇利的城狐社鼠，无视民瘼，献媚邀宠，昧着良心，歌功颂德，他们完全不会顾及，一旦危机来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博大的胸怀，过人的胆识，坚定的意志，在范赋中得到多方体现，“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是意志的阐述。宝剑的坚不可摧,琼玉的焠火不变，才是范公的境界。“宁骥子（骏马）之困于驰骛”，“宁鹓鶵（凤凰）之饥于云霄”，是意志的申说。而这些却是“泰于刍养”的“驽骀”，“饫乎草莽”的“鸱鸢”无法理解的。“虽死而告，为凶之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意志的宣示。并向梅尧臣表达了自己的最终态度：“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决不为人言所左右！

前后两篇《灵乌赋》，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反映了世俗、反映了官场，代表了庸众；后者反映了追求，反映了境界，代表了精英。胡适先生对范赋评价甚高，认为“这篇赋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是九百多年前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特别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语，胡适先生尤为看重，不仅它比帕特里克·亨利的“不自由，毋宁死”要早740年，而且这是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

范仲淹贬谪饶州两年，党项叛乱，西陲吃紧。范仲淹被朝廷重新起用。在平定边患与庆历新政中，范仲淹发挥了柱石作用，并官拜枢密副使（副宰相）。宋仁宗曾有手诏，要范仲淹等人“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忌”。范一仍其乌鸦作风，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指出：“我国家……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而，这只直言无忌、真话无忌的乌鸦，即使在尚为开明的宋仁宗治下，只因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领地，再次遭遇贬谪，庆历新政中辍，社会痼弊依旧。后来的王安石无力救拔危局，82年后，在外族的进攻面前，北宋王朝轰然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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