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吴孟超出生在福建闽清县。

家境贫寒，父亲不得不远离故土到南洋谋生，那年他3岁，因自小营养不良才学会走路。

5岁那年，母亲带着吴孟超和小弟弟，坐船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

一家人才算团聚，但生活依然贫困。

后来，父亲买下几亩橡胶园，才七八岁的吴孟超已成为家里割胶的一把好手。

半夜割胶，天亮后回家吃饭，太阳出来前再去收胶。

虽家境极度贫寒，可父母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再苦再穷也要让吴孟超读书。

于是，上午割胶、下午上学，他读书认真，成绩总是数一数二。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7岁。

初中尚未毕业，国内抗日战争开始。

初中毕业前，照惯例，由校方和家长双方出资让毕业生聚餐一次。

钱全部收齐之后，吴孟超却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将领。

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全班同学的拥护，于是一份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抗日捐款。

通过海外爱国人士陈嘉庚的传递，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

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在他们举行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以毛泽东、朱德等名义发来的感谢电。

“回祖国去！”这是吴孟超当时最迫切的愿望。

1939年，17岁的吴孟超决意回国。

途经越南海关时，吴孟超寻问验关的法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必须在护照上按手印，而外国人却只需签名就可过关？”。

法国人大吼：“黄种人签什么名？你们是东亚病夫！”

这一句带着深深轻蔑的吼声，让吴孟超在心底呐喊日后定要为民族争气。

从越南开往昆明的小火车，让车上的年轻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故国终于近在咫尺。

吴孟超和小伙伴们在小火车上睡地板，好多天没有吃的，只能到站时喝点便宜的椰汁。

到云南后，由于战争封锁，吴孟超只好在昆明继续求学。

一次日本飞机轰炸后，吴孟超得了肺炎，住进同济附属医院治疗。病好后他便报考同济附中高一班，高分通过。

高中毕业会考时，吴孟超本想读工科，和他关系很好的一个女同学劝他还是学医。

1943年秋天，吴孟超考取了同济医学院。

后来，那位女同学成为他的恋人、妻子，携手共度一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吴孟超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狂欢。

“太兴奋了，我喝醉了，酩酊大醉，第二天还睡在地板上。”那是他生平第一次喝醉。

1946年，同济搬回上海，众人乘船东流去。

吴孟超却只得在昆明拼命打工两月，才终于赚取一张机票钱，飞往上海。

吴孟超从同济大学毕业时，外科只考了65分，而小儿科的成绩是95分。按当时惯例，吴孟超被分到小儿科。

当吴孟超拿着小儿科的报到通知书去找教导主任，说自己想去外科时，负责分配的主任不屑置之。

吴孟超不认输：“我一定要做外科医生，而且还要做个最好的外科医生。”

在那个年代，留在同济医学院当小儿科医生，在旁人看来是“金饭碗”的工作，被吴孟超毫不犹豫抛弃。

可他心里明白：打垮自己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不要把一次失败就看成是人生的终结。

幸而那年8月，上海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前身）公开招聘医生，前去应聘的吴孟超以他的自信和真诚打动主考官。

1954年，第二军医大学聘请裘法祖来做兼职教授。

裘氏刀法以精准见长，手术时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尽量减少病人的创伤。

跟在裘法祖身边学习了2年之后，吴孟超的刀法越来越精准。

1956年，当吴孟超转为主治医生开始独立工作时，裘法祖对他说，中国的肝胆外科还是一片空白，值得去研究。

当年，我国肝癌患者占全世界40%，但国内肝胆外科却是一片空白。

父亲早年便死于胆结石，一个本不该夺去生命的小病，成为吴孟超一生的遗憾。

1958年，刚踏上肝脏外科之路的吴孟超受到当头一棒：

一位外国外医学代表团权威来上海考察后断言：“中国的肝脏外科，要想赶上世界水平，最少要二三十年时间。”

一向倔强的吴孟超不服输，他握紧手术刀：就是要到这个没有路的地方闯一闯，为数以万计的病人闯出一条新路来。

“世界肝脏外科界不能没有中国的声音！”吴孟超连夜写报告——成立肝脏外科攻关小组。

在吴孟超的带领下，中国肝胆外科经历了从无到强的爆破式跨越发展！

吴孟超和同事翻译了由美国人编写的《肝脏外科入门》，这是中国第一部肝外科译著。

可一开始，在外科实践中，吴孟超反复失败，反复试验。他夜夜难眠、寝食难安。

1959年2月，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冠军。

这个消息令吴孟超为之振奋，也随即脑中闪光：乒乓球能否做材料呢？

他买来乒乓球剪碎了放入丙酮，等待着它的溶解。

第二天，瓶中的乒乓球果然溶为液状。

人人异常兴奋，立马从乒乓球厂买来赛璐珞，在里面加入红蓝白黄几种不同颜色，分别从肝动脉、肝静脉、门静脉和胆管注入。

等待凝固后，再用盐酸腐蚀肝表面组织，最后用刻刀一点点镂空。

肝脏血管构架清楚地呈现出来。

三个执著的年轻人，试验了4个多月，终于做成了我国第一具结构完整的人体肝脏血管模型。

短短1年，吴孟超解剖200余个人体肝脏、共制作肝脏标本108个、肝脏固定标本60个。

通过制作标本，吴孟超对肝脏内部构造以及血管走向了如指掌。

通过大量的研究，吴孟超觉得以前把肝分成左右两叶的说法不全面。在1960年6月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正式提出：

“正常人的肝脏解剖按内部血管走向可分为五叶六段，在外科临床上则分为五叶四段最为实用。”

这是创新性的“五叶四段”肝脏解剖新理论。

大会上，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提出的理论却闻所未闻。

国内一流专家非常重视，肯定了这个理论。

“五叶四段”的理论运用至今，指导了国际上数量最多的肝脏手术，被评为建国来我国肝脏外科领域的首项重大成就。

当时，世界上通行的肝脏手术止血法是“低温麻醉法”。吴孟超认为“不好”，人们觉得他“不知天高地厚。”

吴孟超不以为然，他要创建一套完善的方法：“能在万无一失中救活最多的病人。”

思考、探索、反复试验。

一天早上，吴孟超在水龙头下洗脸，他下意识地把水龙头开了又关。突然，一个念头闪过。

“我找到了止血的好办法了！在病人的血管上扎一根带子，进行肝切除时把带子扎紧，切完之后再把带子解开，就可解决出血多、出血不易控制的问题！”

吴孟超一口气跑到科里，拉起同事就往草棚实验室跑。

他们把这种方法称作“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

反复试验后发现：15分钟内将切除手术进行完毕，再松开止血带，效果最理想。

吴孟超将这种止血方法用在人肝切除手术中，为病人抢回了5个百分点的生存机会！

病人出血量不到以往手术的三分之一，还免去了复杂的冰水浸泡，减轻痛苦。

1960年，由外科主任郑宝琦亲自主刀，吴孟超为助手，院长也到手术室坐镇的一例肝癌切除手术开始了。

就在手术开始前的最后一刻，郑宝琦突然把手术刀递到了吴孟超手里。

手术室里的人都愣了。

众所周知，一台手术失败，年高资深的医生责任最大。

吴孟超不知所措，当他看见主任的目光后，立刻明白了：这是信任与鼓励，是恩师的一片苦心。

吴孟超握住了这把小小的手术刀，他稳定一下情绪，第一刀划开，肿瘤显露出来，诊断正确。

伸手一摸，知道了位置和大小。

接下来手术有条不紊，只用了三个小时，患者的血压、脉搏、呼吸等体征，一切正常。

吴孟超激动地看了一眼恩师，郑宝琦向他竖起大拇指。

随后病人被送进病房，吴孟超日夜守候。七天过去了，病人度过了危险期，身体各项指标全部正常。

这是长海医院第一次成功的肝外科手术，也是全国肝脏外科成功的第一例手术。

媒体称赞：“这是我国肝胆外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1963年春节，吴孟超又一头扎进实验室，开始了中肝叶切除试验，一待就是两个多月。

中肝叶处于肝脏的“心脏”，是重中之重。

渴了，对着水龙头直接喝；

饿了，咸菜加凉馒头；

困了，两张椅子一拼就是床

初夏的一天，一位患者躺在手术台上，接受吴孟超的中肝叶切除术。

6个小时后，吴孟超缝合完最后一针，“一切正常”。

这例成功的中肝叶切除术代表着：中国人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世界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这是世界外科界的奇迹！

1975年2月，两名大夫搀着一名中年男子，男子挺着大肚子，肚子甚至大于十月怀胎，进门就说慕名来找“神医”吴孟超。

原来病人名陆本海，8年前肝上长了个瘤，拳头大小，医生检查后诊断为癌。于是对家属说：病人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吧。

两年过去了，陆本海还活得好好的，只是肚子越来越大。

他又去另一家医院检查，医生说如果是肝癌活不了这么久。于是做穿刺，不料引起大出血，便再也不敢接诊他了。

之后辗转多年，陆本海成了“孕妇”，苦苦挣扎。

吴孟超当即仔细检查，进一步检查后诊断为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

这么大的血管瘤，吴孟超从未见过。美国一家肿瘤研究所遇见最大的血管瘤，也只有25厘米，因怕大出血，不敢切除。

陆本海的肿瘤已大大超过美国那个病例。

吴孟超完全可以知难而退，将病人打发走，并不会有任何影响，可裘法祖老师的教诲在耳边响起：医生就是要把病人一个个背过河。

不能见死不救！

吴孟超制定了手术方案：方案严谨，把手术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全部预估到，应对方案万无一失。

这个方案后来被肝脏外科界奉为经典。

考虑到手术难度高、风险大，学校和医院调集了15个科室共40多名医务人员全力配合。

当切口打开时，一个装满鲜血、蓝紫色的巨大瘤体赫然出现，让在场人毛骨悚然。

吴孟超定了定神，切断一根血管，立即止血，又切断一根血管，再止血，一根一根小心翼翼地剥离瘤体。

1小时，2小时，3小时，吴孟超重复着这些动作。人人都大气不敢出。

手术刀但凡稍微碰破哪怕是一点点瘤体，鲜血立即会喷涌而出。

吴孟超的额头不断渗出汗水，最后一刀切下去，巨大的“紫色怪物”从腹腔脱离出来。

肿瘤63×48.5×40厘米，重达18公斤。

53岁的人，在手术台前警戒全开地整整站了12个小时。

不吃不喝不休，他却毫无疲惫，只是一再叮嘱护士：护理一定要跟上。

吴孟超在病房盯了一周。一个半月后病人出院，回家务农。

在手术中吴孟超还发明了捆扎治疗血管瘤的新方法，医院用这个方法治疗肝海绵状血管瘤无一例失败，成功率达到100%。

2011年，已经80多岁的老人还经常打电话给吴孟超，表达他们全家人的感激之情。

这个肿瘤的重量至今保持着世界纪录。

有人说：别说是30多年前，就是现在，这个手术的难度也是大得可怕。

“我看重的不是创造奇迹，而是救治生命。医生要用自己的责任心，帮助一个个病人渡过难关。”

1979年9月，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代表着世界外科的最高水平。

吴孟超和中国外科界3位泰斗级人物吴阶平、陈中伟、杨东岳接到大会邀请，吴孟超被安排在大会上作主题报告。

出国前的两三个月，吴孟超狂练口语，听录音，改论文，整理材料，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吴孟超之前的两位国际专家发言，共做了18例肝外科手术。

而吴孟超的发言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本文分析从1960年1月至1977年12月手术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181例，手术死亡率8.8%，有6例已生存10年以上……”

人们为这组前所未闻的数字惊呆了，“手术成功率达90%以上，真不可思议！”

国外众多媒体发声：吴孟超教授的论文使旧金山会议刮起了一阵‘吴旋风’!”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追到下榻的饭店，盛邀吴孟超到加州大学医学院参观讲学。

吴孟超在大会上引起的轰动，对中国肝脏外科甚至中国外科来说，都意义非凡，他让中国肝脏外科一举成为国际肝脏外科的领跑者。

吴孟超的名字开始屡次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外科学杂志和课堂上，他成了国际肝脏外科大师。

1983年，一对父母抱着4个月的女婴求救吴孟超。

吴孟超制订了详细的手术方案，并请小儿科专家联合手术。

3个多小时后，千难万险地从孩子身上切下重达600克的肿瘤，瘤子的体积竟比婴儿的头还大！

美联社特意刊发通栏，报道中国成功实施了第一例婴儿巨大肝脏肿瘤的切除手术。

此后他又为14位婴儿切除了肝脏肿瘤，其中13例全部成功。

这又一次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日本还专门派出一个摄制组拍摄吴孟超的手术过程。

20世纪80年代，吴孟超和同事们研究出了一系列肝癌标记物，使肝癌的早期诊断率上升到98%以上。

20世纪90年代，吴孟超带领学生研制成功可使免疫系统识别并杀死肝癌细胞的新型疫苗。成果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

国际医学界评价：“开启了免疫系统防治癌症的大门。”

21世纪后，我国肝癌术后5年的生存率，从50年前的16%，一举飞跃到48.6%。国际肝胆胰协会授予他“杰出成就奖”。

这位“中国肝脏外科之父”，用朴素的双手挽救了无数病人的生命，将他们从死神那里拉回人世。

吴孟超创造了中国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肝胆外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

他不断刷新纪录，使肝脏外科手术死亡率降低为0.30％，小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高达79.8％。

2006年，吴孟超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500万奖金，是成为设立以来医药卫生界第一个摘得该奖项的科学家。

解放军总后勤部也奖励他100万元。

他却把奖金全部捐出，一分不留。

500万用于培养科技人才，100万元用于奖励重大贡献的医护人员。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派学生赴欧美学习深造。

1987年，他把王红阳送到德国科学院学习，王红阳现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的学生王红阳、杨甲梅、杨广顺、郭亚军、沈锋等，都已成为国内著名专家和相关领域领军人才。

如今全国肝胆外科的专家和医生中，八成以上都是他的学生。

吴孟超常说：“只有学生超过了自己，才是一个老师的成功。”

40多年来，吴孟超先后培养了260多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他们撑起了中国肝胆外科的半壁江山。

“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只有带出更多人，才能为更多的人看病。”

吴孟超在父母墓前跪拜：“妈妈爸爸，我已经为祖国也做了一点事情。”

实施肝脏手术的方式源于吴孟超，被称为“吴氏刀法”，一直被广泛使用。

2009年8月，一个晚期肝癌患者求助吴孟超。他曾辗转多家医院均被拒收，悲痛无助。

吴孟超拉着病人的手说：“生病不可怕，关键是要保持好心态。不用急，我给你开张住院证先住下来，咱们一起努力，争取让你早日康复。”

病人走后，助手不解地问：“吴老，这个病人不能手术，用药也没有太大意义，咱们的病床又紧张，干吗还把他收进来？”

“我也知道把他收进来做不了太多，可是他已经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了，如果我们再不收他，他肯定会绝望，说不定会做出傻事来。我们既要看病，更要救人。”

多么感人肺腑的一句“既要看病，又要救人”，不愧为中国医疗界的良心！

医乃生死所系，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

吴孟超常说：“我时时记住裘老师讲过的一句话——医术有高低，医德最要紧。”

每年大年初一清晨，作为院长的吴孟超总会第一个赶到病房，向全院上下所有病人拜年。

将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住院病人，更是将活下去的希望与勇气送给病人。

来找吴孟超切除肝脏肿瘤的手术费、治疗费等，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他总是他千方百计为患者省钱。

吴孟超总喜欢在病房里走走，顺手轻轻为病人掖好被角，80多岁的他还弯腰帮病人把鞋子放到最容易穿的地方。

冬天查房，吴孟超总是先把手捂热，然后再接触病人的身体。

2005年冬天，吴孟超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上级派人对他进行考核，确定第二天上午与他谈话。

领导考虑到这是件大事，取消了他原定的手术。

吴孟超得知后，坚持手术不能推迟。

下午谈话时，考核组的人好奇谁有那么大的面子，禁不住问了一句：“吴老，上午在给谁做手术啊？”

吴孟超说：“一位河南的农民，病得很重，家里又穷，乡亲们凑了钱才来上海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实在抱歉，让你们等我了。”

考核组的同志听了肃然起敬！

2018年，96岁的吴孟超被邀请走上《朗读者》，读着护士长写给吴孟超的信，董卿几度哽咽：

“很多人看到您是个传奇，但只有我看到过手术后躺在椅子上的您，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掌心朝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叹口气说，力气越来越少了，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记住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

96岁的吴孟超，依然坚持每周至少完成三台手术。

吴孟超食指上关节向外弯曲，像个钩，把食指与中指一并，指尖已经永远并不上了。

就是这弯曲的指头，拯救了数万名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

“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边；如果真的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也许就是我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