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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何小民

编辑 | 谭保罗

新媒体编辑 | 闰然

疫情“黑天鹅”冲击全球经济，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去年，不少行业、企业的成绩单并不好看。如餐饮和旅游行业，不少企业都曾一度迎来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

硬币的另一面是，疫情期间，全球央行接力“放水”，货币环境很宽松。

3月底，国有六大行的2020年报均已发布，据国行投研室数据，6家银行的总资产约为124万亿，净利润为1.14万亿，分别占全部商业银行的46.57%与58.70%，换句话说，六大国有行以不到50%的总资产贡献了近60%的净利润。

净利率总额1.14万亿，甚至比疫情前2019年的1.13万亿要高，惊叹之余，不禁要问，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如前所述，去年六大国有行净赚1.14万亿，平均日赚31亿。具体来说，工商银行以3159亿元继续蝉联盈利冠军，也是去年唯一一家净利润达到3000亿的银行，是名副其实的“宇宙行”。

其次，建设银行（2710.5亿元）和农业银行（2159.3亿元），也都实现了2000亿净利润。只有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2020年净利润在1000亿以下，其中，邮储银行的净利润垫底，为643亿元，但同比增速遥遥领先，达到5.38%。

值得一提的是，工行、建行、农行、中行4家的平均净利润率达到了35.4%，这是什么概念呢？以大众公认赚钱的地产和互联网行业来看，去年，中国前四大地产公司的净利润合计为1844亿元，平均净利率11.4%，而阿里、腾讯、京东、字节跳动四大互联网巨头的净利润为3574亿元，平均净利率为19.5%，这意味着两大行业的平均净利润率加起来都达不到4大国有大行的水平。

国有大行到底是靠什么赚钱？答案依旧是存贷利差，六大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平均为76.11%，其中，邮储银行和农业银行的占比在8成以上。

净息差是利息净收入与生息资产总额的比值，是评价商业银行生息资产收益能力和资产负债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银行业净息差水平逐步收窄趋势明显。

去年，又因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行以及国家要求加大向实体经济让利力度，让六大行的净息差进一步收窄，2020年，工行、建行、邮储银行的净息差的同比下降幅度较大，均超过10个基点，可以看到，六大行净息差在2%以上的有4家，分别为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

不过，净息差变窄并没有影响国有六大行的分红比例，和往年一样，六大国有行依旧保持平均30%左右的分红比例，算是给中小投资者的安慰。

2020年六大国有银行分红合计3407.03亿元，工行、建行、中行、农行4家的分红金额超过500亿，其中，工行合计派现948.04亿元为六大行中分红最高银行。

尽管疫情没有妨碍国有大行赚钱，但还是在它们的资产质量上留下了烙印。去年，六大国有行的资产不良率都有不同程度地上浮。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整个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其实是略有改善的，下降了0.02个百分点。但是六大国有行的不良贷款率较2019年却上升0.12个百分点。具体来说，交行的不良率最高达到1.67%，且去年上升最快，达到0.2个百分点，工行、建行、农行的分别在0.15个百分点左右。

背后和去年银行业加大对不良贷款处置有关。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银行业全年共处置不良资产3.02万亿元，总量为历年来最高。其中，六大行2020年共计处置不良贷款4675亿元，仅工商银行就处置了2716亿元，超过其他五大行处置金额的总和。

当下，银行的数字化已经是未来的主流趋势，各大银行都在争相布局。随着大数据风控、智能存款、线上贷款秒批、智能投顾等的应用，意味着，数字化技术已经应用于银行的前端业务、后端风控，银行数字化开始逐步落地。

一般来说，国有大行资产规模大，员工和网店多，机构臃肿，数字化转型难度大，即常说的船大难掉头，但从2020年，六大国有大行的数据来看，现实并非如此。

银行数字化转型，信息科技先行。六大行的年报数据显示，六大国有行2020年科技投入总计956.86亿元。而根据3月初，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曾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去年银行业机构信息科技资金总投入为2078亿元，这意味着，六大国有行的金融科技投入占全银行业投入的近一半，可见行业分化程度。

众所周知，六大国有行除了邮储银行外，其余5家都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服务母公司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其中，建行早在2018年就成立，如今注册资本达到16亿元，成为国有行中最早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且子公司注册资本最高的银行。

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工行、建行的金融科技投入资金均超过220亿，占营收的3%左右，在全银行业中领跑，而交通银行2020年信息科技投入最低，仅为工行、建行的1/4。

除了资金的投入，金融科技人员的配置也是近年来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标配动作，翻阅各大银行的校招、社招计划，金融科技人才招聘比例明显提升，如去年邮储银行的金融科技员工人数翻倍，而工行、建行的金融科技员工总数都已过万，其中，建行为1.3万，工行达到3.5万，占员工总数的8%。值得注意的是，工行的金融科技子公司比建行晚成立一年，可见，“宇宙行”对金融科技投入的力度和速度。

这一点在银行内部的薪酬水平上也有有体现，在国有大行银行内部，首席风险官、首席信息官的薪酬往往都超过100万，高于行长和董事长的薪酬水平。

随着国有大行金融科技的投入，数字化转型的进度也在加快，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国有行对传统基础业务的改造加快了，网点和基础员工减少。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2016-2020年六家大行，这四年之间大行网点数量已从10.93万个缩减至10.66万个，共减少2667个网点。相对于国有大行10万的网点总数而言，不到3000的减量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裁员的似乎不小。根据国行投研室的数据，过去5年，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和交行5家银行的员工人数合计减少约8万人，其中，农行裁员最多，为37698人，其次为工行和建行，分别为21962人、12811人。

此外，国有大行的转型还可体现在业务的多元化，即往综合性银行方向发展。如除邮储银行外，其余5大行均拥有香港投行平台、金融资产投资子公司、公募基金、金融租赁以及保险等五大牌照，多元化布局意图明显。

2020年，最亮眼的成绩莫过于国有大行理财子公司的发展，资管新规落地以来，银行理子公司迎来政策机遇，可以看到，国有大行均在2019年下半年成立了理财子公司，如今，仅一年多的时间，2020年，6家国有银行理财子公司均实现盈利，净利润合计40.41亿元，不仅如此，目前已有邮储银行、工行两家的理财子公司，即中邮理财、工银理财的资产管理规模突破万亿。

不难看出，国有大行在数字化转型和综合性发展方向上，已经展现了一定的前景。

银行是规模效应的行业，一直以来，国有大行就凭着其天然的规模优势，总能抵挡经济低谷期带来的冲击，这次疫情也不例外，只是，此次六大国有行能在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情况下，依旧能如此业绩，还有更复杂的因素。

去年，因应对疫情的冲击，全球各国央行放水，全球信贷环境宽松，流动性充裕是大背景，这意味着银行特别是国有大行更能轻易，且低成本地获得资金，这对于以利息差为主要收入的国有大行而言，十分重要。

国有大行赚钱的另一个法宝是拥有大量稳定的优质客群，这些人抗外部风险能力强，这也是疫情不影响国有大行营收的一个重要基础。而真正让国有大行能在疫情中净利润不降反升的原因是，业务盈利结构特征。

众所周知，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公业务的风险也在无形中上升，而政府逐步加大对实体经济让利的力度，对公业务的盈利空间被压缩。如此一来，对公业务不再是一门好赚钱的业务，可以看到，无论是对小微企业的贷款，还是涉及制造业企业的中长期贷款等，这些常见的公司类业务都是监管有明确的考核指标，要求银行特别是国有大行去做。

当然，在经济下行时，另一类公司业务—房地产贷款是各大银行都乐于投放的，以至于投放倾向太明显，监管在2020年12月31日发布的《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对各类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业务提出上限，其中国有六大行、国开行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为40%。

在疫情冲击下，向实体经济让利的力度加大，对公业务的盈利空间进一步压缩，勉强靠房地产贷款业务支撑，倘若国有银行依旧是以对公业务为主，去年的盈利能力可想而知。

现实是，在六大国有行的业务盈利结构中，零售业务平均贡献了约五成的营收和利润，稳住了盈利大局。具体来看，邮储银行零售条线贡献近70%的营收，远超有着“零售之王”的招行（58%），建行零售条线贡献了利润的61.21%，高于另一零售大行平安银行（61.10%）。这意味着，零售业务才是国有大行赚钱的法宝。这也是近年来，各大银行都在加码零售业务的原因。

当然，国有大行在零售业务上的竞争也十分激烈。细数一下，不仅有招行、平安银行两大零售股份行；还有集齐支付、信贷和银行牌照的蚂蚁金服、京东数科、度小满金融等互联网巨头的金融平台，它们拥有客户黏性极强的生态圈，完全有能力与银行争夺高价值零售客户；更有中小银行通过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突破地域限制，异地展业拓展零售业务。

从去年以来，从网络小贷新规、到商业银行法修订、商业银行互联网存贷业务的新规等，外界会发现，中小银行异地展业被禁止、商业银行的互联网存款产品被下架、互联网贷款业务被监管，蚂蚁金服等互联网巨头更受到来自网络小贷新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指南等多重监管，未来这些平台去金融化经营是大概率事件。

回过头来，这一系列的金融监管落地，似乎都不太涉及国有大行，即便是前面提到的针对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监管，国有大行享受的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也是最高级别的，且从2020年的数据来看，也只有建行和邮储银行超标了。换句话说，这些看似与国有大行关系不大的金融监管，却无形中让在他们在零售业务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如今，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已是确定的主流趋势，国有大行在金融科技投入上有着绝对性优势，随着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务改造的深入，国有大行未来“强者恒强”的局面或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作者 |  何小民

编辑 |  谭保罗

新媒体编辑 |  闰 然

排版 |  肖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