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庙多年以前，曾聆听陈所巨先生的文学讲座。陈先生是地道的桐城人，逝前头上有顶“帽子”——政协桐城市副主席。现代意义上的“帽子”，类于传统社会的“功名”，“帽子”戴在陈先生头上，让人感到的是桐城人对文化的敬重。文化很难成为显性的政绩，做文化也就成为一种“功德”。桐城城区有些新，最醒目的建筑则是文庙，这也是桐城的文化标识。方苞文稿桐城文庙，始建于元延祐初年，元末毁于战火，明洪武初年移址新建。缺失呵护的文化，迟早将沦为文盲，桐城文脉则渊远流长。明清时期，桐城文化辉煌灿烂，文庙的修葺即达十九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桐城人第二十次修复文庙。桐城摄影建国后的桐城文庙，曾为政府的办公场所，入驻的其他部门、单位多达11家，更有41户大大小小的人家。种子公司在文庙建了仓库，农业局建了职工宿舍，机关食堂也随之跟进。锅碗瓢盆，煤球生烟，物质的匮乏，似乎掩盖了斯文之心。刘大櫆行书八言联但是，桐城的主政者并不失对文化的敬畏之心。1984年，桐城人启动了文庙修复工程的。人的问题哪里都是最难的，颇为棘手的41户人家搬迁，计划要用三年，桐城人只用了一年多时间。文庙修复，前后用了八个月。预算经费三十八万三千六百零八元伍角三分，实际耗资一十二万七千九百七十二元，以及必需的各种建材。桐城摄影几十年前的桐城，谈不上富裕，几十万元的开销显属“巨资”，安置的包袱更是非一般地沉重。当年到桐城考察时，桐城人还指着文庙旁的一栋旧式建筑说：这里也曾是一个单位的办公楼，准备拆时，还是留了下来。拆旧建新，无疑是一种最经济的考虑，桐城人对待文化，始终没有考虑如何“省钱”。姚鼐书法镜心当年执意做这些事的人，已是功德无量。而功德，势必意味着对功利的放弃。张廷玉墓桐城人还让拜谒“宰相墓”，很远，很偏，当时是一条穿山过野的柏油路。桐城人介绍说：为了修复“宰相墓”，公路就修了几十里。修路，也是需要花钱的。缺钱，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特征。张廷玉楷书扇面早年在桐城读书时，听说有个“六尺巷”。找来找去，踪影全无。但后来，“六尺巷”有了。文化建设，重在建设。陈所巨先生以诗称著，历史上的桐城人，乃以史名世。马其昶总纂《清史稿》，张廷玉总裁《明史》。张廷玉有一幅墨迹为他地收藏，桐城人获悉，想将之迎回。没买成，郑重地复制了一份。文化，是一点一滴的谦恭之心。马其昶书札很多人对桐城文化的了解，缘自“桐城文派”。桐城文章印在教科书上，桐城文人其实更以敬畏之心为人为文，方苞如是，刘大櫆如斯，姚鼐亦如此。“穷不丢书，富不丢猪”，民间对文化始终是“不忘初心”。雍正书法就文化而言，最悲哀的事莫过于载于史册，埋之坟土。桐城文化始终闻名于世，即是这种不止步的建树。桐城人为何重视文化?重，是一种分量；视，是一种眼界。没有功德之心，文化就失去分量，最终无可避免地消失于视野。而桐城人做到的，就是以功德之心免其为急功近利所吞噬。心存功德而行成之，桐城文化正是一种功德。清 张若霭 张若澄 秋山抚琴图 绢本设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