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弛

在我的藏书中，达让松的《法国古今政府论》（1765）很特别。一是因为这书对十八世纪法国政治思想的发展颇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本身却不那么明显，显得很神秘；二是因为此书的某一位所有者赫赫有名，他们家族影响了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政坛。

先谈谈《法国古今政府论》手稿的流通、出版及其与当时法国思想的关系。

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引过不少书，其中有一份文献，他引得最多，前后有四次，而且给了很高的评价。在其中一处引文中（第四卷第八章），卢梭写道：
我多次引用一份公众尚不知的手稿，无法抵挡其中的乐趣，我要向这位卓越可钦的人表示敬意，他虽然位列台阁，却一直保持着一颗真正的公民的心，并对自己的国家政府保持着一种正确而健康的看法。
后来在写给乌斯特里（Leonhard Usteri）的信中，卢梭透露，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的这份手稿的作者就是“已故达让松侯爵”。他继续称赞道，尽管身居高位，出任外务大臣，但是达让松依旧“不失为一位正直的、且内心良善之人”。1764年，正是在卢梭的推动下，这份手稿首次正式刊印出版。此时，达让松去世已有七年。另一位对达让松赞誉有加的哲人是伏尔泰。他们两人可能在读路易大王中学时就认识，维持了一辈子的友谊。达让松很早就把自己写《法国古今政府论》的想法透露给伏尔泰，并于1739年5月1日寄了一份手稿的誊录本给他。伏尔泰读后，在回信中说道：“在您的著作中，我发现了自己所有的想法。”《法国古今政府论》的影响不止于此，它还对革命前法国的政治改革以及政治大辩论的激进化有直接影响。不过，在政治思想史的谱系中，《法国古今政府论》的形象却并不那么清晰，研究不多。大部分著作会提到达让松，但是究竟他的《法国古今政府论》产生了什么影响，却言之不详。《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只有两次提到达让松的名字。研究也不多，只有一本专著，文章倒有几篇，但也只涉及达让松某个方面的观点。2019年，加拿大学者詹吉尔（Andrew Jainchill）根据多份手稿校订整理，并由伏尔泰基金会出版的《法国古今政府论》，这是此书在十八世纪之后的首次重版。所以，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达让松和他的《法国古今政府论》就像一个有待解开的谜，很吸引人。
我注意到达让松，也是偶然。我曾对十八世纪法国制度史很有兴趣，对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兴趣更浓。因为这关系到另一个研究十八世纪史人都会关注的问题，即旧制度法国政府到底进行了哪些改革？改革为何挽救不了君主制？关于这个行政制度的改革问题，国际关系史巨擘勒努万（Pierre Renouvin，1893-1974）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写过一本十分详实的著作《1787年外省议会：起源、发展和结果》，专门分析谈论1787年的地方行政改革。此次改革在全国十七个财税区组建了全新的“省议会”，所涉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远远超过之前任何一次改革。勒努万在分析“省议会”改革的思想起源时，就谈到《法国古今政府论》，他认为这书有转折意义，因为之前，尽管也有人提行政改革，但不过是针对局部问题的修修补补，而《法国古今政府论》第一次提出了全面改革，要求不仅废除特权，而且让有产者参与地方管理（第10页）。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达让松既然是贵族，为什么他不像米拉波侯爵那样捍卫地方特权，倡议建立地方三级会议，反而要反对他自己的等级利益呢？他的计划表面看来很现代，不仅和1787年改革方案很像，而且同1789年制宪议会改革地方行政体制的基本精神也很接近？为什么这样的计划会出自一位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贵族？于是，我开始阅读达让松。
达让松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44年，类似的家族在十八世纪已经非常罕见。从十七世纪开始，达让松家族就一直担任着政府高层文官职位。达让松的经历和当时大部分贵族没有太大区别：名校毕业（路易大王中学、巴黎大学）、外放外省（任西南地区埃诺—坎布雷西斯督办官三年）、回巴黎就职（在不同部门当参事）、升迁（1744年出任外务部长）。但是达让松很不擅长当官，被当时官场的人讥讽为“傻瓜”，做了三年部长后，他辞职归隐，专心著述。不过，他写的东西不算多，生前正式出版的更少，署名出版的只有一部论述教会公法的著作，另外他在《经济学杂志》（Journal Œconomique，1751年创刊，1772年停刊）发表过五篇文章。达让松留下了大量的札记、日记和回忆文字。他去世后，这些材料由他的后人继承，在法国革命中因种种原因被当局没收，后分别为卢浮宫图书馆（Bibliothèque du Louvre）和阿森纳图书馆拥有。十九世纪上半叶，学者根据卢浮宫图书馆的收藏，出版了两个版本的达让松回忆录和日记。由于达让松有敏锐的观察力，对时局有独到的看法，所以对任何一位研究十八世纪的人来说，他的日记都是不可或缺的材料。1871年，卢浮宫图书馆不幸失火，材料付之一炬。所幸的是，达让松的后人在此之前誊录了部分材料，现存于普瓦捷大学图书馆。
《法国古今政府论》是达让松的主要作品之一，1764年首印，次年重印。这两次刊印很可能使用了同一份底稿，差别不大。据一位德国史家考证，这份底稿可能就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的那份他自己收藏的手稿。不过，卢梭对这一版很有意见，他在信中说过，错误和纰漏太多，手稿中有一些重要段落不知何故被删除，所以很想重版，但最终没能实现。1784年，达让松之子Paulmy d’Argenson再版此书。
他在前言中宣称，这一版依据的是他父亲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稿。这一稿与1764年版差别很大。但是由于达让松的文藏被毁，所以实际上我们不太可能知道他在赠阅卢梭等人之后，是否另有修改。不过，根据其中的某些内容可以推测，至少某些部分绝对不可能出自达让松之手，因为其内容与措辞同杜尔阁以及助手内穆尔·德杜邦的《市镇管理备忘录》（Mémoires sur les municipalités）十分接近。但是，当时人却被蒙骗了。重农学派的代表米拉波侯爵惊叹：杜尔阁的《市镇管理备忘录》“与达让松的《民主》如出一辙”。这也让更多人对省议会改革信心倍增。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达让松在文人中的声望。
1737年手稿封面（手稿2）《法国古今政府论》的手稿情况更复杂。因为达让松对手稿修改了很多次，而且不同的修改版又在文人圈中流传了很久。所以，留下的版本比较多，内容有区别，到底哪一稿更早，也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另外，手稿的题目也同印本完全不同。研究者詹吉尔遍寻法国各大图书馆，整理出四份主要版本。标题直译如下：
手稿1：政治论文。分析在何种程度上民主被君主制政府所接纳。直至民主得以被君主制政府接纳，回应布兰维里耶先生支持法国古代封建政府之政治论文。1737。（手稿中，下划线部分为删除符号）
手稿2：直至民主得以被君主制政府接纳。本篇政治论文因布兰维里耶关于法国古代封建政府之政治论文而创造。1737年（见上图）
手稿3：直至民主得以被君主制政府接纳。1752（毁于1871年大火，为1764年印本所据底稿）
手稿4：直至民主得以被君主制政府接纳（无日期）
詹吉尔的本子以“手稿2”为底本。他认为从誊录的情况和装帧样式来看，“手稿2”似乎是最正式的一份稿子，很可能是达让松交给朋友们审阅的定稿。詹吉尔将“手稿2”与其他手稿以及1764年的本子进行了仔细校对，找到了一千八百多处差别。不过，这里没有必要详细解释这些差别，只谈一下与手稿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况。
首先，“1737年”是出现在所有手稿上的最早日期。这很可能是成稿的日期，但不是起草的日期。根据现有的材料推测，手稿大约起草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末。当时，达让松是巴黎最著名的政治沙龙“夹层俱乐部”（club de l’Entresol）的成员。他曾向俱乐部的成员透露过，他正在考虑一些有关君主制的制度问题。大约在1733年，他形成了一些想法。在这一年的某条笔记中，他表示会“专门写一篇论文”，讨论“如何让君主制政府接纳民主的观念”。“夹层俱乐部”是十八世纪上半叶非常重要的政治俱乐部，规模不大，但地位非同一般。思想史家夏克尔顿认为，“从博须埃的《据圣经论政治》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问世，其间法国政治思想的转型便是夹层俱乐部成员的手稿所奠定”。
另外，从“手稿1”的标题可以推断，“回应布兰维里耶先生……”很可能是最初拟定的副标题，不过后来渐渐弃用。这个标题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达让松撰写此书的最初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同布兰维里耶辩论。布兰维里耶是十八世纪初的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古代政府历史》等，是“贵族论”（thèse nobiliaire）代表。所谓“贵族论”，简单地说就是认为法国起源于法兰克人的征服，征服的历史确立了贵族权力的合法性，支持封建制度，认为绝对君主制违背了他们理想中的“古代政体”的精神。与之对立是“王权派”（thèse royale）。王权派认为法国的政体源于罗马，自始至终都是绝对君主制，封建制度是扭曲，是制度的败坏，而路易十四确立的政体恰恰是“古代政体”的回归。既然达让松驳斥布兰维里耶，那么他就属于“王权派”的一员。他在《法国古今政府论》中所表达的对君权的支持，对贵族权力的反对，都可以视为证据。
为什么“回应布兰维里耶先生……”后来渐渐不用了呢？我猜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达让松对“王权派”的态度本来就有所保留，这或许与他在外省的经历有关。达让松管辖的埃诺-坎布雷西斯是一个贫瘠落后的地区。这段经历尽管时间不长，但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记忆。达让松在自己的回忆和日记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述了地方百姓的疾苦。他甚至把路易十四身后的法国比作一座“巨大的收容院”。他认为，“过度管制”（pas trop gouverner）是导致外省贫瘠的不容忽视的原因，因为这忽视了地方利益，忽视了社会的公益，一切都为凡尔赛服务，一切都为宫廷服务。可见，他觉得国王过于绝对化，过度干涉，是社会贫瘠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达让松认为，如果想要摆脱社会贫瘠，必须要让“公益”成为统治的基本准则，既要避免私利的干涉，也要避免“过度管制”，这些思考远远超出“贵族论”与“王权论”的论战。所以，原先的标题便弃之不用。
还有一份材料能证实达让松的思想与态度的变化。达让松对高等法院很不满，认为这是一群自私自利的贵族，觉得高等法院就应该只管诉讼，而不应该干涉其他事务。但是“手稿4”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不同。达让松完全认可了高等法院的传统权利，认为这种权利“对臣民和公共秩序而言都大有裨益”（172页）。这条材料很可能写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当时高等法院与国王正因税收等问题两相对峙，互不相让。这段历史或许让达让松意识到高等法院在限制君权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在1749年3月12日的日记中，就波尔多高等法院反对什一税一事写道：高等法院此举“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权利，不是为了他们自己高傲的特权，而是为了在贫困和税收中呻吟的人民”。（Journal et mémoires，tome 5，p. 410）
十八世纪法国政治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诞生于对民众疾苦和社会不平等的深切体察。对达让松这代人而言，路易十四执政后期的历史，不仅令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结备受挫折，而且也让他们亲眼见证了无限膨胀的权力欲带来的灾难。事实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国家理性”并不总和“公益”（bien public）或“人民利益（bien du peuple）”吻合，两者出现矛盾，甚至出现冲突的情况也绝不是偶然现象。费讷隆在《致路易十四》这份文本中甚至不愿用“陛下”（Majesté）来称呼路易十四，道理很简单，民众“饥寒交迫、挨饿受冻”，这完完全全是“君父”之过。悲天悯人的情感首先孕育了一种社会哲学，强调人道主义，强调社会平等。有关建设公共福利的计划开始出现，人们纷纷呼吁国家和社会担负起公共慈善的职责。另外，经济自由思想也开始成熟，并逐渐将一种自然秩序的远离融入对经济过程的分析。在布阿吉尔贝尔看来，市场和价格的自发调节是一套更稳妥、更均衡、更健康的秩序。由此，公益或人民利益被视为新的准则，甚至取代了“国家理性”“国家利益”，视作良治社会的标准，是治理的基本目标。
不过，尽管同情社会、批评路易十四，但是这代人还不至于反对君主制。他们只是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他们的目的是调整王国的秩序，以确保公益能够得到体现，而不是颠覆秩序。他们的思路也并不复杂：既然大多数问题是因为权力“过度管制”造成，那么恢复合理秩序就意味着权力的触角不要伸得太长。表现在经济商业领域，这便是反重商主义的言论，表现在政治领域，即是一种政治自由主义。但是，这种政治自由主义关心的不是权利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不是参政问题，而是治理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保证臣民的利益得到顺畅的反映，得到合理的落实。
达让松撰写《法国古今政府论》也是在回应这个问题。他认为，法国问题就在于“君权越绝对，公权力越能压垮一切，毁灭一切，歼灭一切，社会会变得软弱无力，人口会减少”（Mémoires et journal inédit，tome 5，p. 364）。所以，必须要遏制公权力，必须要摆脱“自黎塞留执政以来的一个几乎普遍的偏见，即认为王权权威的荣耀和力量在于臣民的奴役般的依附”（dépendance servile，Considérations，p. 73）。他觉得，出路就是把经济自由那套原则应用到国家管理层面。达让松提出一个非常“先进”的口号：
管得越好，就应当管得越少。（Pour gouverner mieux il faudrait gouverner moins, Journal et mémoires，tome 8，p. 220）
为什么“管得越好，就应当管得越少”？达让松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来自经验，因为“放任自由、放任自然自由”（laissez aller la nature et la liberte naturelle，Journal et mémoires，tome 4，p. 454）原则已经成就了英国和荷兰的繁荣，所以法国没有理由不能从中获益。第二个理由来自理论，是传统的绝对君主制里的，因为君权应当和上帝一样，“上帝统治一切，协助一切，但是会让一切次级原因（causes secondes）自由运作……一切统治技艺（art du gouvernement）就在于完美模仿上帝”（Considérations，p. 84）。所以，王权应当“统而不治”。君权放手不管的那部分，便由他所谓的“民众管理”（administration populaire）来填补。为此，达让松初步设计了一套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不是为了侵蚀王权，所以督办官被保留，他代表王权“统治”（gouverner），但是权力受到限制，仅扮演“督查”的角色，不直接插手地方事务，而且三年一换选。“民众管理”由“民众官员”（magistrats populaires）负责，其职权与省三级会议类似，负责地方的治安和税收。“民众官员”的产生方式很特别，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而是先由民众“通过投票推举”，后由督办官与其副官协商决定。这是一个全新的行政角色，也是达让松改革计划中最有特色的部分。这份计划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达让松设想把全国分成若干“省”（département，Considérations，p. 84），每个省面积小于现行的“财税区”（généralité），建立统一的行政体制，即由督办官负责督查，民众官员负责地方事务，地方高等法院负责地方司法。达让松不信任贵族，所以极大地削弱了高等法院的权力。“省”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分摊，包括税负的分摊、行政事务的分摊，而经达让松的改造，变成一种行政区划，含义为之一变，这个用法一直延续至今。
所以，就地方行政体制改革而言，达让松的想法很激进，但也并不激进。说他激进，是因为根据他的设想，法国的地方行政体制将朝着统一的方向迈进，这意味着地方特权将不复存在。传统上，每个地方的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制度是“不可追忆”的历史所塑造，独特的历史与传统构成了地方特权的本质。所以，统一性意味着结束地方特权。事实上，达让松改革的目的之一，不仅要废除地方特权，还要废除贵族特权。在他看来，一切特权不过是封建残余，贵族本质上就是“脱离于其他所有公民等级的等级”，要彰显国家的公益，就必须要彻底废除私利，“摧毁贵族”， 实现“公民之间的完全平等”（Considérations，p. 194）。
尽管达让松的设想与1787年的改革不完全一致，但毫无疑问他准确地预见到了改革的基本趋势，即恢复地方议会传统，扩大参政的社会基础。另外，他关于公益（他并没有分析过“公意”）的分析，也同卢梭的看法很接近，对贵族等级的抨击与西耶斯《什么是第三等级·论特权》的措辞也很相近，尽管现在尚不清楚他对此二人的思想是否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可见，达让松的文字有着不同寻常的诱惑力，十分迷人，因为它似乎预见到了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法国历史。他在1751年9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法国会经历一场动荡，届时：
叛乱（révolte）会演变成整体革命（totale révolution），在这场整体的革命中，人们会选举出人民真正的保民官（tribuns）、人民议会（comice）、公社，此时国王和大臣都将被剥夺他们那种过度的破坏性的权力。（Journal et mémoires，tome 6，p. 463）
这种预言不仅有诱惑力，而且很有迷惑力，一不留神，就容易把达让松看成是君主制的掘墓人，看成是现代民主的预言家。剑桥学派的约翰·邓恩就有这种看法。他在《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普林斯顿出版社，2019年修订版）这本激情洋溢、文采飞扬的著作中，把达让松视为十八世纪后半叶民主再度降临、并进一步改变世界的关键一环。他认为《法国古今政府论》是十八世纪早期有关法国政治处境最引人入胜的著作之一，而达让松原本是君主主义者，但却是位失意的君主主义者，深刻认识到制度的危机，相信唯有依靠有限的民主，才能挽救制度。基于这些判断，邓恩相信：
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活中，使他与众不同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他相信有必要把民主的程序和制度引进到法国的统治方式中。在他看来，确立这些程序的必要原因乃是……确立公益的困难。就这一难题而言，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有其自身优势。（Dunn，2018，p. 70）
按理说，剑桥学派应更重视文本的历史语境，不至于会像施特劳斯学派那样“望文生义”、“异想天开”。但是，邓恩教授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误以为达让松所谓的“民主”就是人民主权理论下的民主。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达让松的确允许民众能够自由地全面地参与地方的管理，但是人民并不拥有主权，也没有任何权威。“民众官员”不是选举产生，更不可能挑战督办官与王权。在这方面，达让松的意图非常明确。他强调，一切公权力根本上来自王权（Considérations，p. 171），改革的核心是要实现“关切”（attention）和“放任”（abandon）的平衡， 不改变“依附性”（dépendance），但要许可“某种独立性”（une espèce d'indépendance，Considérations，p. 86）。民主既是参与，也是交流，通过废除国王和地方之间的居间障碍，确保民众的直接参与，实现上令下行、下情上达。在这个意义上，达让松提出的民主，与权利无关，而是一种激发民众积极性的行政手段，“以获得最好的结果”（Considérations，p. 37）。他从不反对君主制，更没有挑战绝对君权理论，君权非但没有受限，反而更为膨胀，只要君权能代表公益，那么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就完全可以像上帝与臣民一样。这同重农学派的“开明专制”理论非常类似，臣民有权，但始终仅仅限于经济和社会领域，与政治无关，他们不是主权者，他们依旧是臣民。
当然，邓恩尽管解读有问题，但他的看法却反映了另一个相关问题。达让松可能在最初撰写《法国古今政府论》时，考虑的或许仅仅是社会危机，而不是政治危机，但是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当他写下那段有关革命的预言时，他考虑的显然是政治危机，而不是社会危机。而此时，他曾构想的新体制，是否仅仅是作为一种表达社会公益之制度，还是成了一种预防机制，以“有限的权利”阻止真正的人民主权的出现？这个问题，或许对理解世纪中叶法国的转向，十分关键。
左：藏书签  右：1875年Madame Standish（伊丽莎白二世旧藏，来自维基百科）最后来谈谈这个藏本的前一任所有者。她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斯坦迪什夫人（Madame Standish）。对中国读者而言，斯坦迪什夫人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陌生，但是如果提到盖尔芒特公爵夫人（Guermantes）以及她在巴黎举办的沙龙，读过《追忆似水年华》的人一定会有印象。事实上，斯坦迪什夫人就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原型。这位贵妇人是当时巴黎社会乃至整个欧洲上流社会中的名媛，她姿色过人，才情卓越，穿着时尚，曾深深打动了普鲁斯特的心。普鲁斯特的仆人曾这样记述：“这位女士一直非常美丽，而且保持着很有格调的优雅……普鲁斯特先生认识她，是在格雷福尔赫伯爵夫人家里（Comtesse Greffulhe，1860-1952，这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另一个原型）认识的，我相信，她的装束令他着迷。”斯坦迪什夫人的身世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书。她出生于极显赫的佩鲁塞-德卡尔斯家族（Masion de Pérusse des Cars）家族。其家族的历史与达让松家族不相上下。在十八世纪，如果贵族家族的历史能追溯到公元1400年以前，那么就拥有觐见国王的殊荣。此即“宫廷礼遇”（Honneurs de la cour）。当时法国有三十五万贵族，拥有这项特权的仅九百四十二个贵族家族，其中有可靠族谱记载的只有四百六十二个。另外，斯坦迪什夫人的母亲来自图尔泽尔家族，这在当时也赫赫有名。图尔泽尔公爵夫人（Duchesse de Tourzel，1749-1832）是路易十六最后一任“王储女教师”（Gouvernante des enfants royaux）。斯坦迪什夫人于1870年嫁给了亨利·斯坦迪什（Henry Noailles Widdrington Standish，1847-1920）。斯坦迪什是一个显赫的英国姓氏，历史可以上溯到诺曼征服时期。这个家族最初为兰开夏的庄园主，后来继承了大曼彻斯特（Greater Manchester）地区庄园主的头衔，权势越来越大。亨利的祖母是著名法国作家让莉斯伯爵夫人（Comtesse de Ggenlis，1746-1830）的后代，而且同奥尔良家族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亨利出生在巴黎，在法国长大，后来参加了第二帝国远征阿尔及利亚的军队，他和法国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而娶了斯坦迪什夫人之后，与法国上层的关系更为紧密。这层关系为斯坦迪什家族提供了独特的政治资本，使其成为威尔士亲王的“座上宾”。十九世纪后半叶，英法两国放弃了几个世纪的仇恨，逐步走向联手。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儿子威尔士亲王都是“亲法派”。威尔士亲王更迷恋法国文化。他的法语说得很好，在伦敦的马尔堡宫招募了一批英法上层贵族，坐论欧洲形势，其中就有斯坦迪什夫妇。威尔士亲王旅居巴黎时候，也经常出入斯坦迪什夫人在巴黎的豪宅。更有趣的是，斯坦迪什夫人与亲王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公主长得很像，于是有谣言说亲王与斯坦迪什夫人曾有过一段故事。威尔士亲王登基后，为爱德华七世，为缓和欧洲局势，更需要法国的奥援，因此仰仗着法国上层贵族为他出谋划策。在包括斯坦迪什夫妇在内的智囊团的策划下，1902年英法签订《英法协约》，这奠定了一战前欧洲的基本格局。斯坦迪什夫妇没有后代。随着亨利去世，这个延续了六百五十年的家族至此结束。斯坦迪什夫人把她丈夫的所有藏品都捐献给英国威根（Wigan）图书馆。在丈夫去世十年后，斯坦迪什夫人以八十六岁高龄，在她那座曾接待过欧洲各色名流的豪宅中去世。这座宅邸现今位于巴黎第十六区贝罗伊街3号。
在收获这本《法国古今政府论》时，我想，斯坦迪什夫人不太可能料到，离开人世近一个世纪后，她的藏书会出现在一位东方的研究者的书架上。
参考资料
d’Argenson, Considé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ancien et présent de la France,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Andrew Jainchill, Liverpool, England: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9
d’Argenson, Journal et mémoires du marquis d’Argenson, publiés par E. J. B. Rathery, 9 tomes, Paris, Mme ve J. Renouard, 1859-1867
d’Argenson, Mémoires et journal inédit du marquis d'Argenson, 5 tomes, Paris: P. Jannet, 1857-1858
François Bluche, Les honneurs de la Cour, 2 tomes, Paris, 1957
John Dunn, Setting the People Free: The Story of Democracy, New Hav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ierre Renouvin, Les assemblées provinciales de 1787: origines, développement, résultats, Paris: Picard, 1921

张弛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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