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日记所见文|梁鸿鹰
教育……就像是在土地上种庄稼。我们的天性好比土壤，我们的教师的训诲好比种子，对青年人的教诲就好比适时播种……——希波克拉底我们出生时所缺少的一切，成年时所需要的一切，都来自教育的馈赠。——卢梭《爱弥尔》
我有一种很难克服的“整理癖”，不停地倒腾，再倒腾，一经多次倒腾，往往想找的东西找不到，没想找的反而碰着了。今年大年初三，我在书柜遍找黑塞的《荒原狼》而不得，却碰上了早年的几个日记本，翻看着发黄变脆的纸页，那歪歪斜斜的墨迹，乏味而笨拙的文字将我拉回到刚上高中的那些日子。
1978年3月1日星期三，寒冷，大风高中第一个新学期来了，开学典礼今天上午在礼堂举行。扩音器不争气，瘦子马书记讲话的时候，完全照着稿子还念错，一口甘肃民勤话实在太难懂，台下的学生乱成一锅粥，说话的说话，打闹的打闹，声音盖过了台上，马书记紧张得嘴角直冒白沫。开大会出现这种混乱场面一点不稀罕，各班班主任起初还出面管自己的学生，后来管不过来，完全放任自流了。爸爸前一段带回一套14本的《十万个为什么》，今天又给我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有17本，说是从“内部渠道”搞到的。看着整整齐齐摆在书架书桌上的这些新书，我心里很茫然。
补记：学校开大会时的秩序是历届校领导最头疼的一件事，至此为止，我经历过的各种全校大会，多数会沦为不欢而散的玩闹，能自始至终安安静静开下来的少而又少，会场的秩序没有最差，只有更差。1977年底高考恢复，小城里很多人都上了考场，不管过去是否上过高中、毕业未毕业，凡受过中学教育者，没有不一试身手的。一时间高考成为不折不扣的全民话题，小城里考上的那三四个人被传为神话。处于我这样年龄的人都很明白，自己未来的唯一目标就是高考。高考像是亮在前面的一盏灯，发着光，指着路，提醒你必须全力以赴，事关大人的面子，事关自己能否出人头地。高中时除了语文和英语，我其他课程成绩并不突出，很焦急很使劲，进步并不大。高考对人命运的捉弄和安排很有戏剧性。父亲有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曾经常帮我家修理钟表或收音机，因家庭成分不好，英俊而勤奋的小伙子不能被推荐上大学，下乡回城后也安排不了工作，蹉跎中变得老大不小，1976年底匆匆娶了一位结实的农村姑娘，结婚那天我们还去凑过热闹，记得新娘子腮上有两朵很深的高原红。小伙子1977年参加高考，一举考入北京钢铁学院，上学第二年的假期与这位农村姑娘终止了婚姻。据说那位姑娘和一家人坦然接受，社会上没有出现过多少谴责的声音。我有位小学同班同学曾四五次高考才圆了大学梦，二十多年后，他的孩子考入一所名校，他便兴奋地打电话，恨不得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认识他的人。高考让县城里不少家庭的孩子转学到分数线更低的地方参加高考，也吸引了不少分数线高的外省家庭设法将孩子转到这里读高中。 1978年4月5日星期三，干冷，阴转多云清明节。今天上午学校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各班排队步行前往，和上小学时候完全一样，只是一路上没有唱歌。小学的时候一路上都唱歌，几个班唱一首歌，还互相拉歌，一直从学校唱到目的地。到达墓园没用多长时间，各班整好队伍站在纪念碑前三鞠躬，绕墓群一周瞻仰。每个班派出代表清扫墓园，陵园里的墓是用水泥包起来的，不少墓已经开裂，有的新抹了水泥。返回路上，高（40）班有两个学生打起了架，听说汽修厂的一个同学用砖头把一个兵团师部孩子的头（打）破了。我们班队伍很整齐，总算没有出现纪律问题。今天班主任包老师又动员我当班长，我心里很矛盾，既愿意当“头”，又怕耽误学习，很烦恼，班长毕竟是要操心的，各种琐事每天都会费掉不少时间。

补记：中学生经常打架，砖头每次都是利器，打架的孩子总能找到砖头。上了高中，大家体力都有明显增强，打架的事情不断增多。我不愿意当班长，就是因为会经常面临调解打架，管理班级纪律等，其中最经常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整队，二是打扫卫生，学校都要检查评比。想当好班长，必须选好体育委员和生活委员。我选的体育委员叫张权，高个子，人精神，体育好，动员了几次才勉强同意。生活委员史俊比我们大一两岁，是个勤快人，嘴碎，心肠好，也不愿意当，反复找他谈，总算答应了。班干部慢慢地会成为嗅觉灵敏的耳目，知道同学中的一些鸡毛蒜皮，史俊告诉我，某漂亮女生其实很邋遢，课桌里放了不少长虫子的零食，某女生别看学习好，擦鼻涕的纸扔得到处都是，张权跟我说，长得铁塔一样的赵里才托他给剪发头女生鲍翠递过纸条儿。 1978年4月17日星期一，晴，微风座钟按设定时间响铃的同时，我抽掉枕在自己脑袋下面的双手，打着哈欠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蹲在院里刷完牙吃早饭，骑家里老旧的自行车来到学校。到学校有些早，校园里安静得出奇，没听到往常此时必然听到的运动进行曲。锁自行车的时候，我发现同班的刘海涛穿了条紧绷绷的牛仔裤，我很怀疑，如果他蹲下来的话，裤裆会不会绷裂，张刚戴了副怪模怪样的墨镜，（42）班女生王翠玲梳着有些怪的发型，胸脯挺得高高的，一双亮闪闪的红皮鞋走在地上发出嗒嗒嗒的声音。刚在教室里坐定，校园高音喇叭传出一支陌生的小提琴曲，悠扬、飘逸、明快，让我想起海上和风吹来，旭日冉冉升起，大地晨曦遍洒，远方山野朦胧，清新空气充溢四周，孕育着勃勃生机……与我们在家里、街上和校园里经常听到的那些排山倒海、热烈奔放的声响大不相同。它不仅陌生，还有些难懂，让人产生想象。接下来，喇叭里传出一个南方口音普通话的通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是校团委潘立华，课间操后，请各班团支部书记到校团委开会。”温柔优雅的小提琴曲之后，生硬的通知把我拽回到现实中去，我们被安排和指挥，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
补记：后来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那天放的曲子是格里格的《晨曲》，学校喇叭新换外国乐曲是团委潘老师的主意。潘老师是浙江籍兵团知青，1975年从兵团师部来到我们学校，任高中英语老师，个子不高，很精干，戴黑框眼镜，络腮胡子，一头硬硬的短发永远怒发冲冠的样子，他由普通教师、班主任到团委书记，成为学校的名人，学校所有大型活动的组织策划者，学生们可能不认识校长，但没有不认识他的。每逢全校聚会的公共场合，他都目光如炬地巡视着，维持着秩序，随时揪出一两个表现不好的学生，让他们站到前面来。学生起初拿不准潘老师教哪门课，能肯定他不教数理化生物，以大家的理解，他怎么能教那些实惠实际实用的课程呢，他浪漫、理想、爱冒险，他像在天上，是星星月亮太阳，不属于地上，地上太普通，太琐碎嘈杂。过去的校园平凡而沉闷，地老天荒，日复一日，有如止水，潘老师担任团委书记后，校园像被施了魔法，被他这个仿佛从天而降，手里挥舞着魔杖的人改变着，他的指挥棒指到哪里哪里就有变化。教室还是那些教室，树还是那些树，篮球场还是那个篮球场，大礼堂还是那个大礼堂，但整个校园的空气变得流动了、清新了、活跃了。校园里的孩子们头一天还无精打采，懵懵懂懂，懒懒散散，第二天就发现行不通了，团委书记潘老师来了，目光炯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论在操场还是会场，大家必须保持警惕，规规矩矩，精力十分集中和充沛，以便避免遭遇点名、罚站、通报。大家试图反抗，但没有用，摆脱不了，不得不跟着走。过去男生只能暗地里向女生递条子，现在男女同学可以在院子里大大方方地聊天。过去不爱好运动的人，现在必须找到一个项目才可以，不管球类、田径、棋类。过去学校只有春季一场运动会，现在改为春秋两次，过去只有田径赛之外有篮球足球比赛，现在则增加了排球、乒乓球和象棋比赛。不管你过去是否爱唱歌跳舞，现在必须人人上阵。 1978年4月27日星期五，晴，无风最近学校团委推广集体舞，要求男女生一起跳，一个班分三四个组，十几个学生一男一女一男围成一圈，按照圆舞曲节奏转圈跳。半个多月以来我们已经练习了三次，今天下午头一次正式跳。消息像长了腿，跑得可真远，招来不少围观的人，有大老远骑着自行车过来的，有附近糖厂穿工作服的工人，有我们家属院熟悉的邻居。他们兴致勃勃，各自带着看热闹的好奇。我还看到西副食糕点柜台的售货员赵兰兰站在我们班的对面，脸红扑扑的，看到我还冲我招手打招呼，我假装没看见。她是我们家的熟人，供应紧张的时候，没少帮我们家买东西。

补记：有些事情该记得总会被清楚地记得，不管当时有没有记录。跳舞时我左手拉的是红脸姑娘李俊英，她那与身材完全匹配的胖乎乎的圆脸上不停冒汗，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她手上的汗，黏糊糊湿津津的，跳一场下来把我的手也搞湿了，她很不好意思，非要给我纸擦，我目不斜视，昂首而去。右边的女生是大高个季小萍，穿一双崭新的方口黑条绒布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布鞋里那双像白雪一样的白袜子，和她的脸一样干净，她的小手仿佛全是骨头，像铁棍一样冰凉，舞跳完好久，拉她的右手还没热过来。大家在跳舞过程中目不斜视，心脏嘣嘣嘣跳个不停。跳舞时我们一边跳一边按要求唱《青年友谊圆舞曲》：“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欢乐的歌声在回旋荡漾，歌颂着我们的幸福时光……”舞跳完了，舞曲的旋律却久久回旋在耳边，难以消除。跳舞结束后大家嘻嘻哈哈地散开，悄悄交流着自己的体会。刘海涛说与自己跳舞的方红梅嘴唇上有薄薄的一层“胡子”，林志强说旁边女同学身上的味道好闻，从来没有发现她穿着裙子这么好看。胡美芳在放学碰到我时说，男同学比她想象的窝囊，别看他们平时咋咋呼呼，遇到正经事上不了台面，狼狈不堪的样子，太让人笑话了。但毕竟，跳集体舞是我们县城里的一件大事，开天辟地的头一回，社会上议论也很多。但我没听说学校风气由此变坏了，社会上出现了更多不良少年。 1978年5月4日星期四，阴天，下午小雨今天团委组织青年节活动，其中一个内容是唱英文《国际歌》，大家英语学了几年，水平仍有限，歌词对高中学生来说都显得太难，团委发了简谱歌片，大家拿回来把汉字标到英语歌词上面，标得五花八门，“阿瑞斯，由普瑞斯那斯欧佛思拉佛雷升！阿瑞斯，由迟的欧佛得俄斯爱罗爱！佛家斯提斯……”下午的年级大合唱一百多人，是各班挑选出来的，潘老师亲自指挥，唱得大家热血沸腾。站在我旁边的张蒙雁唱得满脸通红，他是“三普”地质调查队子弟，我们班里的一个奇人，说一口湖南口音普通话，戴深度眼镜，头发像成年人一样三七开分着，脚上经常穿棕色大头鞋，上身咖啡色条绒夹克，裤子是工厂里的工装裤，曾经负责指挥班上的合唱。
补记：老师会把自己的喜好带到教学和日常管理中。潘老师教英语，圆舞曲、英文歌，都是他的爱好，他给这个小城中学的课余生活带来不少新变化，起初大家看新鲜，凑热闹，时间长了心安理得地接受洗礼，增长见识，最终变为难忘的记忆。潘老师很喜欢电影，有次我到他所在的办公室找人，看到他桌子上放着1978年第5期《人民电影》杂志，封面是刚主演了电影《同志，感谢你》的刘晓庆，封底是《大刀记》主演杨在葆。当时电影杂志非常抢手。平时严肃的潘老师很喜欢电影，一部日本电影《追捕》万人空巷，他下令组织团员到红旗电影院观看。电影里东京街头高楼林立的壮观，冷面杜丘的果敢坚定，电子音乐的动人心魄，真由美的大胆奔放，故事情节之环环相扣，深深吸引了每个观众。《望乡》《追捕》《人证》《砂器》堪称改革开放之初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日本电影。据说张艺谋是看完《追捕》之后才辞去棉麻厂工作决心去北影求学。潘老师有次告诉大家《望乡》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色情片。张蒙雁比我们班里多数的人大两三岁，说起话来连比画带表情，大道理一套一套的，他爱吹嘘自己老家如何如何好，起初颇能吓唬和笼络人，时间一长就不管用了，关键他学习一般，一考试就“砸”，多次摸底考试每门70多分，大家对他渐渐不那么热情了。他对我很友好，早就发出了到他家玩的邀请，我推了几次，实在不好意思就去了一次。他家就他和妹妹两个孩子，家里最打眼的东西是手风琴，他会拉手风琴，从来不让妹妹碰。妹妹比他低两个年级，在我们学校上初中。他家里两间屋子，里外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家里间的书架，我看中了一本《郭小川诗选》，他怎么都不肯借我。他爸爸不在家，妈妈在家里补衣服，说话很难懂，他的妹妹皮肤很黑，短头发，和哥哥一样戴眼镜，在桌子前面画画，看我进来站了起来，很讲礼貌。张蒙雁很坦率，他说班上的徐芹对他有意思，我问他是不是递过小纸一条，他脸一红，其实史俊早就跟我说过，徐芹根本不理睬。蒙雁问我怎么办，我没什么建议，支支吾吾说了些什么完全忘记了。正聊着，他妹妹进来，问哥哥英语题，蒙雁不耐烦，挥手让她走，就过来问我。我一看，英语课文是《皇帝的新衣》，问的是单词weave（织）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我告诉了答案，她仍不愿意走，蒙雁生生把她撵走。一个礼拜之后，那本《郭小川诗选》张蒙雁的妹妹带给了我。张蒙雁父母所在的 “三普”成立于1955年2月，是石油工程公司，隶属于中国石化集团华北石油局，主要业务是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开发，据说在陕、甘、宁、蒙、青等十省区进行过石油、天然气及地热资源普查、勘探和开发利用，发现过长庆油田。我在网上看到，“三普”在鄂尔多斯盆地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中“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可能就包括在我们磴口县境内找石油，到最后也没有找到，张蒙雁和学习非常好的王青都是“三普”子弟。“三普”和兵团一样，给我们这个边远的小城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方式，这是县城里的人们经常怀念的。 1978年5月28日星期四，大雨不停今天我陪生活委员史俊参加高中物理老师陈庆荣组织的物理兴趣小组活动。受1976年大地震影响，陈老师扩大了小组活动内容，在之前的矿石收音机、航模基础上，增加了地震预测，照着张衡地动仪的样子做了个模型，史俊是物理迷，他和住兵团师部的张嘉林一样，经常动员我做矿石收音机，陪我去五金门市部买过不少零件，可我最终也没有完整做成一个接收到正常信号的收音机。陈老师头发少，两只小小的眼睛很有神，跟人说话的时候，从来都紧紧盯着对方，他不爱在公共场合露面，但学生们感觉他很和蔼可亲，愿意找他请教。陈老师还爱好音乐，喜欢吹笛子，我在物理教研室他的桌子上还看到了一支笛子。

补记：在我小的时候，县城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身边有很多外地口音的人，他们是县城各行各业的翘楚。兽医站的兽医老杨东北口音，各种大小牲畜他都能手到病除疑难杂症，经营管理站的小个子孟超讲普通话，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县医院的河北人仰大夫是内科的大拿，我父亲的好友姚克仁为浙江余姚人，数学教学远近闻名的能手。我所在的中学同样有好几位来自外地、名校毕业的教师。毕业于兰州大学的张公达和毕业于北师大的方素菊是夫妻，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肯定不是我们当地人。葛宗湘是北京人，为名校毕业的俄语教师，因成分不好“文革”时受冲击，在我们高中时期负责校图书室。历史老师张佐丽老师眼睛大大的，讲一口很难懂的湖南话，同学们模仿她口音讲“井田制”“宋齐梁陈”“陈桥兵变”等的情景，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陈老师是安徽人，眼睛小而有神，说话、交谈喜欢打手势，毕业于北师大物理系。她爱人是北京人，个子矮矮的，是附小数学教师，毕业于北京一所高校。陈老师是大家公认的菩萨，待人非常好，学生不管学习好的还是差的，都一视同仁，从不歧视成绩差的人，辅导学生非常有耐心。两年后我高考落榜后到北京旅游，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我和陈老师一家三口在北京相遇，夫妻二人兴致勃勃地带着我和女儿小静逛过北海公园。穷教师本来就没什么钱，还费心给我买门票，一起游览、划船、吃饭，小静想吃冰激凌，陈师母就说，先喝水吧，冰棍会吃坏肚子，瞧你瘦得这个小样儿，回家姥姥一定给你做好吃的，小静又嘟囔了一句，就低下头，不再吭声了。当时我就那么傻傻地跟着他们，听着母女的对话毫无反应，一句话也没有说。中午该吃饭了，我往凳子上一坐，呆子一样等着人家把饭买好，那是一大碗北京炸酱面，香喷喷的，我端起来就吃，还倒了醋，吃得狼吞虎咽，一分钱也不曾掏。上大学后，我只看过陈老师一家人一次，以后再没有主动联系过。 1978年6月24日星期六，阴天（幸亏阴天）团委要求高中各班的班干部在休息日观察和记录“敌情”。今天是我和邢海燕、李卓林值班。我们三个人早上八点半就“上岗”了，隐藏在校园西边的一条小渠里，小渠边上是一片小树林子，上午走过来一对来捡柴火的老夫妻，下午有一男一女坐在树林里聊天，男的是我们班刘海涛的哥哥刘江涛，留着小分头，一身电厂工人装，挺帅气的。女的是红矾厂家属院漂亮得有些名气的“小桂梅”。小桂梅姓余，头上戴着方格围巾，穿着一件花上衣，脚上是丁字黑皮鞋，之所以叫小桂梅，是因为高（36）班去年毕业了一个刘桂梅，大家叫她“大桂梅”。小桂梅和刘江涛在树林里走来走去，刘江涛不停地说话，小桂梅老是低着头看自己脚尖走路，她比江涛小不少，说是初中毕业就到红矾厂参加了工作。走着走着，小桂梅也许是新鞋不习惯吧，脚下没踩稳，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江涛赶快上去扶，来了一股小风，把小桂梅的头巾吹下来，她头发乱了。今天没大太阳，风很小。一天只见到两拨人。也没有什么“可疑”形迹，连咳嗽吐痰的小破事儿都没有，值得记录吗？不过，不记交不了差，下午临走之前我们商量了一下这样记录：“上午10∶35左右，一对老夫妻拾林子里的柴草，没说过一句话。下午15∶23左右，两个青年男女遛弯，女青年差点儿摔倒，没听见他们谈的是什么。全天没有需要值得记录的其他情况。”我们这么写，不知道团委满意不满意。
补记：我们国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苏修”对立，提高警惕防范敌特，像是成了全民无意识，小时候县城里也流行过挖防空洞，窗子上贴米字纸条，搞拉练和军事演习，“反特”思潮在社会上流行，不仅《梅花党》《一只绣花鞋》等“反特”地下小说流行，而且苏联小说《追踪记》《涅曼案件》《军事秘密》等有反间谍内容的作品也得到大面积秘密传阅，用苏联的反特作品提高防苏联特务的意识，现在想起来真的挺有意思。在恢复高考的背景下团委仍然搞这样的活动，大家都想不通。 1978年7月7日星期五，晴转阴风不大下午礼堂开大会，是学校搞传统教育，请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袁县长讲抗战故事。袁县长叫袁昌金，江西于都人，今年73岁，满头白发短短的，人很瘦，说话慢吞吞的。他24岁参加红军，号称初中文化，可能不一定达得到。说话口音重，好多内容不是没听懂就是忘记了，只记得，他说刚参加红军不久军医就检查出他肝脏有病，不让上战场，首长给了一个银圆回乡养病。长征时在突破湘江的一场战斗中，一枚手榴弹正好落在班里12个人中间，幸亏是个没炸响的“臭弹”他才活到了今天。长征路上有个22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当时袁县长是工兵，承担的任务就是为铁索桥铺设桥板。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时期，袁县长主要在甘肃、陕西、宁夏工作，当过磴口法院院长，后来当副县长。他不太善讲，南方口音重，坐在高高的台上倒很和蔼可亲，让人肃然起敬，没用维持秩序。

补记：我记事的时候老红军袁县长就已经退休了，住在我们中学北墙外家属院最东边的一个院子里。在我印象里，他似乎永远坐在院子里一棵大树的阴凉下，或者在院门口摇着个大蒲扇坐着，目光空洞。家里来人不断，经常有人看望。袁县长的夫人是小脚老太太，矮矮的个子，白头发梳耳朵后面，老太太没有工作，牙快掉光了，说话我们当地人根本就听不懂。小学时候我和班里的同学暑假拿着笤帚去他们家，想打扫卫生做好事，老太太死活不同意，她把我们让进屋里，给我们切西瓜吃，就是不让我们干活。袁县长的家里只有一些很简单的家具，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长长的合影，说是上面有毛主席，有袁县长，袁县长在江西的时候就经常见到毛主席。那天是个周末，袁县长的女儿也在家，穿着白衬衫，带补丁的裤子，脚上赤脚穿着塑料凉鞋，腿旁边有两个小孩子围着，都很乖。 1978年8月13日星期一，晴转多云上海《文汇报》前天用整版刊发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今天下午开团支部书记会的时候，潘老师问我们是否看过。大多数人都还没看过。在今天的语文课上，以古汉语见长的尚子长老师谈起这篇小说时情绪很激动。他说，这篇小说一定要和去年《人民文学》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联系起来读，“四人帮”有个很大的罪恶是搞乱了道德秩序，老师不要求什么师道尊严，但要有起码的自尊，“文革”打倒一切，老师被打倒得更厉害，更不像话，国家被“四人帮”害苦了，学生也被他们祸害苦了，谢惠敏这个典型的受害者告诉我们，年轻人学坏、中毒很容易，这篇小说用几个人物的命运和形象去讲真话，值得好好读。今天晚上停电，最近停得越来越频繁。家里没蜡烛，是从邻居家借的。
补记：这则日记省略了很多东西。尚老师之所以借一篇小说大发感慨，是因为前些年发生的一件事：大冬天，有个学生把一段冻得硬邦邦的屎橛子在尚老师上课前放到了粉笔盒里，为此尚老师罢课三天，写了一份大字报贴在校园里，要求追查到底，开除肇事学生。我忘记最后的结果了，好像是不了了之。所以这天他又借题发挥了一番。中学校园的文学氛围很稀薄，鼓励学生关注文学的老师不多。除潘老师和尚老师，教我们生物的郭谦老师也是个例外。6月11号《人民日报》转载了作家理由的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郭老师第二天就在课堂上对其大加赞赏，口若悬河地讲得吐沫横飞。他说，中国人站不起来，科技不发达是重要原因，国民精神不强健最关键，大家不重视生物学大错特错的，没有生物学，没有队医和营养师帮助，栾菊杰能赢吗？没有生物学，地球人就不能很好地应对人口、食物、环境和能源问题，人类就没有未来！郭老师是河北人，腰一直不好，向来只讲“细胞壁细胞核”“土肥水种密保管工”，那天挺直了腰板，为我们上了一堂难忘的爱国主义课。那支蜡烛是我到邻居耿莉家借的，因我知道她家有煤油灯。小城的供电很不正常，我经历过植物油灯、煤油灯、蜡烛到电灯等各种形态。在粮食匮乏的年代里，植物油也要省着用。我进她家发现家里有很响亮的蛐蛐叫声，有个蛐蛐笼子挂在脸盆架子上。给我拿蜡烛的时候耿莉要求借给她至少三本《数理化自学丛书》，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我提出借她的《青春之歌》，她答应得很爽快。别人借东西我总不情愿，却希望别人借我东西痛快。我至今记得，耿莉借我的那三本书有一本没还，非说还了，我也不能到她家去搜啊，搞得很不愉快。 1978年9月30日星期三，大雨快国庆节了，今天校团委请曾经的兵团战士讲传统，一望而知是潘老师的主意。校大礼堂主席台上坐着个风度很好的女知青，伍老师介绍说，她名叫苏志琴，1969年从浙江宁波来到兵团一师三团，与他在一个团不同连队，1972年推荐到内蒙古师范学院生物系上大学，毕业分配到林业局，在呼和浩特与一位兵团战友结了婚，从此留在了内蒙。苏志琴讲了不少兵团时期盖房、挖渠、治沙、造林、种庄稼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小羊和小牛的感情，她说，羊相貌不同，声音不同，脾气秉性也不同，和人一样，羊智商高，感情丰富，千万别小瞧。就是这件事让她立志要学习生物学研究的相关知识，从事与动物有关的工作。苏志琴讲完后，潘老师照例神采飞扬地讲了一番，他说，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它们和人类一样需要有好的环境。内蒙沙漠太多，过去我们在这里改造自然，今天我们必须在这里保卫自然，如果生态恶化，森林减少的问题不解决，会吃大亏，生态恶化会导致人类遭殃、动物遭殃，地球保卫战是持久战、恶战、街垒战，时不我待，我们已经输不起了……

补白：那天完成作业时间长，记日记的时候太晚了，女知青的故事记得不全，补记一些在这儿吧。一只出生后因找不到帮舔胎垢并喂奶母羊的小羊，把她当成了母亲，简直能心心相印，后来小羊总是用脖子蹭她的腿，用求助的眼神盯着她低声哀鸣，原来是小羊脖子上长了一个鸡蛋大、包着好多脓和蛆虫的瘤子，苏志琴用一把剪刀、一双削尖了头的竹筷子、药棉和碘酒给小羊做手术，手术历时至少一个小时，没有人帮她捆绑或抓牢小羊，小羊自始至终都静静地站在她身旁，任凭怎么消毒、剜掉腐肉，都一动不动，小羊超常的意志力震惊了她和同伴们。接下来苏志琴被调到新建的砖瓦厂，分别时她很难受，三个月过去了，回来后的她与这个被医好的小羊不期而遇，他们几乎是在同时认出了彼此，那一瞬间小羊看着她的表情让她不安，有一点被遗弃后的哀怨，有一点见到亲人的惊喜，还有一点久别重逢时的局促不安和腼腆。有年8月份她和几个女知青负责给奶牛场铡草，收养了一头刚出生的小牛犊，大家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积蓄给它买牛奶，给它喝玉米糊糊它不干，就手伸到盆里捧着给它喝，期待着小牛早些到羊群里学习吃草，第一次带它出去的时候它死活不肯，情急之中就拿背包带一端拴牛一端拴自己，硬把它拉到草滩上，看它装模作样吃草的样子，知道它还远远没到吃草的时候，小牛实在太能吃了，养不活啊，忍痛把它送走了。小牛那大大的稚嫩的眼睛、长的睫毛、泛着丝绸般光泽的皮毛经常萦绕在她脑海里，她为自己没向连长求助而懊悔不已，为因自己失误导致小牛被杀而难过，从此很长一段时间不吃牛肉，连听别人说起吃牛肉都难以忍受。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大家。日记不给自己涂脂抹粉就算不错了，剔除掉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则实属必然。这天的日记里删掉了我的一次奇耻大辱——就在礼堂报告会大庭广众之下，潘老师居然把我作为捣蛋学生揪出来，让我站在主席台前面“示众”。享受这种“待遇”的当然不止我一个，这种“示众”也过于频繁，但我作为班长、大家心目中的好学生，人丢大发了，好几天抬不起头。那天我太倒霉，只是和旁边的刘海涛说了一两句话，不知怎么就“躺枪”了，潘老师是气昏了还是眼神差，怎么把我给算上了！这件事让我对潘老师的严酷有了切身体会。 1978年12月25日星期四，晴转多云这两天学校和街上的高音喇叭多次播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爸爸晚上带回24号的《人民日报》，爸爸让我好好学习，我说看不太懂，但对二版底部转三版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感兴趣，文字慷慨激昂又好读，题目是《伟大的转变和重新学习》。我挺喜欢这类风格宏大的文字，有一段特别鼓劲，也许作文里能用上，我抄在这里：“四个现代化，需要的是真心实意、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需要的是勤奋努力、虚怀若谷、实实在在的好作风。”
补记：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公报12月24号在《人民日报》发表，头版头条转二版上方，头版标题红色。我们小县城的人看《人民日报》要晚一天。当时报纸还都是黑白的，那天的《人民日报》只有五版全彩色印刷，刊登的是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主题美术作品，共八张人物画作，前两张《伟大的时代》《人间正道是沧桑》表现新中国建设内容，其余都是革命战争时期题材。六版副刊“大地”上刊发的是纪念毛主席的散文和诗歌。
我从小爱在本子上抄抄写写，有时纯粹为抄而抄，抄完就放一边了。我还爱剪报，中学时候有一年每天晚上到父亲办公室写作业，功课三心二意，倒把他积攒几年的《文汇报》《人民日报》仔仔细细翻了个遍，剪下不少“笔会”和“大地”副刊上的好文章，打算留下来看，结果剪完整理好就“刀枪入库”了，再没有碰过。以上这些日记，写好了，压在一个角落，一放就是四十多年！
2020年3月12日改完
图片均为70年代末老照片，来自网络本期微信编辑：于文舲本文首发《当代》2020年4期
收录于《岁月的颗粒》，梁鸿鹰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版
作者简介：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文学硕士。曾在中宣部文艺局、中国作协创研部工作。2014年任《文艺报》总编辑。出版有评论集《守望文学的天空》《文学：向着无尽的可能》《向道与叩问》《写作的理由》。有散文、小说及译作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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